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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案件背后的制度问题- 高智晟文集第二章，孤独使命(1/5)
Posted: 18 Aug 2011 06:45 AM PDT
作者：高智晟-
中国和法制国家不一样，每一个小小的案件，最终都能反映出深深的制度问题。它真实的存在而且非常沉重，但你永远不知道在甚么环节上去改变它。实际上当你有改变它的愿望的时候，你已经很危险了。
企业买卖中的任意游戏规则
2000年11月，我从新疆搬到北京。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一起国有企业买断经营案，状告新疆巴州政府，那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州，全称叫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该案的背景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对国企进行大规模的改制，当地的那些官员从北京开完会，为了表达他们和党中央一致，回去新疆就非要卖掉当时州里最大的一家国有企业“巴州农机公司”。这就是他们对“十五大”精神的理解。
当地很穷，再说巴州农机公司年年亏损，累计亏损上亿，没人买。你知道那些官员是怎么给人家做工作的？他们盯上一个叫吴安民的：你必须买。为甚么必须买？“因为这是改革的需要，发展的需要，稳定的需要。”
于是硬是把这个企业“卖”给了人家，两年以后，企业开始盈利，他们又要求人家把企业退还给国家。为甚么？还是那句话：“改革的需要，发展的需要，稳定的需要。”一个字不添，一个字不减。
巴州政府出动了警车，强行把企业给夺到手，我们就立案起诉它。你知道，中共的那一级官员，别说不懂法，简直毫无法律意识。他们竟然把电话打倒我所在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那，强令律师不得进入这种案子。我们律师事务所就此演出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形成一个“合伙人协议”，决定要我退出本案。我说这证明了你们是软骨头，我是不会怕的。但人家倒也不完全是怕，人家说，“高律师，你作律师没两年，你不了解咱们这个制度，你要是这样打下去就不能在新疆呆了。”就照样，我跑到北京来了。
这场官司打了两年，结果非常不错，除了老板背信弃义不给我付律师费以外，一切都是圆满的。政府把企业还给了他，另外因为没钱给，赔了大概相当于八千多万人民币的土地。
民房强拆官司履打履败
民房强拆官司我是打多少起输多少起，百分之百的输。这个数字不是官方统计的，绝对准确。广州大学城我代理了70户拆迁户，70户都拆了，水星水库民宅强拆的野蛮就更别提了，哎呀，那推土机是何等的气派啊！
像这类赤裸裸违法的案子为甚么没法打赢甚至不许立案？因为拆迁是当今中国两种最强势力者的需要，一个是房地产商，另一个是房地产商的走狗－－各级政府官员。他们在法律上还是怪物，任何法律都不能制约他们，这样的官司你能打赢吗？
今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搞的歌功颂德的“同一首歌”系列节目，广州一年有多少令他们得意的政绩不提，偏偏把“广州大学城”拿出来，还占了不少镜头，我不看中央电视台，但孩子看时我在一边听到了，我笑了。就像前几年媒体大规模的报导北京“南池子改造”的正面价值一样，现在大部份公民都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凡是当地官员竭力去表彰，反覆向外面张扬的东西，这里面必定有鬼。他们可以把自己制定法律视为狗屎，但永远改变不了文明社会的共识。
“特殊案件”
法轮功案件前几年我基本没怎么接触，因为每个律师心里都明白，有关部门不允许律师参与。像这样的“文件”有谁亲眼看到过你无须去落实，但不让律师参与的决定和精神存在不存在，你也无须有甚么疑问，它肯定是有。你要去随意问个律师，他都会告诉你，99年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东西，一个任何律师都没有看到的东西。没有看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局可以在适当时机会出来澄清所谓的谣言，给你戴个恶毒攻击、侮蔑党和政府的帽子。
应该说，所谓的“胡温新政”使得相当一部份人有了一些异样的想法，一些有别于江时代不一样的想法，去年7月份以后许许多多法轮功人员或他们的家属给我来信，这些来信和来访使我开始关注法轮功的问题，可谓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及至我2004年末亲身介入石家庄黄伟的案子，零距离地感受到了以往的 “听闻”之后，我真正感到它的恐怖在哪里－－整个“610”的体系在法外控制着一切。
通常一般的案件我都是由助手去立案的，法轮功属于“特殊案件”，我和他一块去的石家庄。我们跑了三家法院，其中两家对申请立案的回应是三点：1）法轮功案件一律不予立案；2）不出具任何法律文书，也就是不允许你再作任何司法究责；3）不告诉律师依据是甚么。第三家法院在此基础上外加一条：你这样干很危险，如果还要继续的话，我们要写司法建议处理你们。
这是何等的荒唐！律师寻求体现国家法律价值成了一种危险，违法乱国的倒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他要处理你！
时至今日，为黄伟立案仍在追求和斗争的过程中。我给法院快件寄上了黄伟的立案材料，希望他们回到人类文明的理性和对人的尊重这个台阶上讨论问题。最后我附了这么一句：“如果你们继续与中国的法律价值为敌，继续违法不予立案，我们将提请‘违宪审查’”。
与此同时，我发出了那封“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希望当局权力的介入能遏止这种非法剥夺公民权利和公民人身自由的恶行。有谁能理解，一个律师选择规则之外、法律之外的途径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律师的痛，但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不然怎么办呢？
今天还有朋友问我为甚么要接黄伟案，我党一贯教育我们实事求是，我说不担心是说假话，肯定担心。别的不说，近一年有关部门与我的亲切交谈那是不计其数。作为律师我心里很清楚，中国权力的运作不仅仅扭曲，很多情况下比流氓还无常，随时一个情绪化的判断就可以把你投进监狱。但是，很多事情是需要斗争的。在文革时像我这样的人马上就可以被枪毙掉，为甚么现在他们不敢？你切不可以为当权者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或者他们进步了多少，这都是人们通过文明斗争，甚至许多人牺牲了自由的斗争使他们作出的让步。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如果全体公民整体性的视而不见，这个耻辱和道义的包袱我们还要背多少年？如果所有的律师悄声无息，未来在这个问题上律师有何颜面去面对历史？
只要我还有自由，黄伟的案子我们将继续斗争。
（来源：高智晟文集《神与我们并肩作战》第二章，孤独使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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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帖所曝日记从2004年10月14日连载到今年6月27日，共43篇，以下为日记全文：
今天妻子覃佳慧42岁生日，妻子刚好大我2个月早先过生日，结婚差不多20年了，女儿邓希也已17岁长大成人，我在官场上也是一路高升春风得意！人到中年，好事连绵！
2004年11月6日
县里外号“幺哥”的M找我，说他看上了县五台煤矿二号井，问我怎么办好。五台煤矿二号井，这可是出产6500大卡优质煤炭的煤矿，有多少人对它垂涎欲滴啊！我说，这个比较难办，得让我好好想想。
在国企改制中县政府变卖五台煤矿资产，2000年12月在拍卖五台煤矿二号井时，袁玉才等8名原五台煤矿职工，竞得该矿井10年采矿经营权，之后8人共同出资入股成立了县五台煤矿发利有限公司。
2004年11月27日
我给M回话，说这个可以办，但是难度很大。M说只要是我尽力，不会亏待我。
2004年11月29日
M叫我晚上去他家吃饭，家宴招待。我来到凤北路县建筑一公司员工楼M家里，M和妻子邹爱香亲自下厨。
M原来曾是县建筑一公司的员工，后来靠垄断建材市场淘得第一桶金，接着跟比自己小整整20岁的邹爱香再婚，M身高175cm，邹爱香身高155com，年龄相差整整20岁，升高相差整整20cm，两个20的差距加在一起隔阂真不小！
酒过三巡，M说,既然五台二号井赚钱，就不会亏待我。
2004年12月5日
经过我俩的多次商议，最终敲定：想办法把袁玉才的五台煤矿二号井关闭，逼迫他把煤矿转给M以技改煤矿重组开工，但在如何关闭的问题上没有想出具体方案。
2005年1月29日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县里的滑石板矿区煤矿资源要招商引资来开发，不由得引发了我的灵感，何不来一个“两剑合一”加“偷梁换柱”呢？借煤炭资源整合上报，让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合并滑石板煤矿和花果林煤矿，然后我来个演变，要滑石板煤矿和五台煤矿二号井合并，从而关闭五台煤矿二号井。袁玉才不从的话，我就放一承诺县政府出资补偿的空头支票，诱骗他就范。如果M再在花果林煤矿搞个井口，一合加一换，不管有理没理，五台煤矿二号井自然就到M名下了。
想到此方法，我立马打电话给M，叫他明天出来面谈商议具体细节问题。
2005年1月10日
和M一起吃饭，M带上了情妇小媛，小媛的样子看上去介于少女和少妇之间，比少女多几分韵味、又比少妇多几分清纯，很是令我着迷。席间我和小媛有说有笑，倒是小媛跟M没说几句话。我问她多大，原来25岁，难怪我为她所动，25岁是女人最美的时节。
饭中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M，M表示赞同。
2005年1月22日
街上无意碰见M，我问他：“小媛没和你在一起啊？”M似乎领会到什么，说：“改天我约你，我们3人一起吃饭。”
2005年1月26日
M问我晚上有没有空，约我晚上吃饭。晚上如约，看见小媛觉得她更美了，小媛主动跟我说话，谈笑风生。酒喝得将尽，M拿出一个手机给我，说：“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方便你跟小媛联系，我在临近的龙山县租了一套2室1厅的精装修房，小媛待会儿会带你去。”说罢，递给我一把钥匙。
小媛今晚成了我的人，小媛的YD紧得恰到好处，既有夹紧力又不至于夹痛我，我也成了一夜5次郎，在我的记忆中，我有好几年没有这么生猛过了。
2005年1月28日
又和小媛缠绵。小媛告诉我，以前M一个月给她8000、1万多不等，现在给她一个月3万，叫她把我服侍好，同时她也跟M保持关系。
湖南龙山县和我县虽然相隔不过10公里，却也没啥熟人，这M想得也还真算周到。
2005年3月13日
我跟M谈好，五台二号井我给他办好，我得15%干股。他有鼓励我才有办事的动力嘛！
2005年7月31日
今天缠绵过后，离别时我不忘给小媛拍下照片作留恋。
2005年12月14日
M办好了各项手续，成立了县花果林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三房沟井口，喊我喝庆功宴，酒席上喝得尤其尽兴。搞这个三房沟煤矿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为日后“偷梁换柱”做好了铺垫，更是为我日后的财源打好了基础。
2005年12月31日
和小媛认识有一年了，从第一次到现在总共和小媛见面21次，做爱57次，平均单次见面做爱2.71次。
每次和小媛见面，我都会写“正”字记流水账，记下见面次数和每次做爱次数。
2006年1月6日
今天妻子覃佳慧给前些天买的豪爵摩托车上了牌照，车牌号鄂QD6397，换掉了用了5年的鄂Q47919凌田摩托车。我的妻啊，我是每天有专车接送，可不是我舍不得钱给你买辆轿车，而是不能给你买啊，低调再低调，你也知道的，只是难为了你！
2006年7月26日
我代表县政府在县安监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全县煤矿资源整合专题联席，县国土局、县工商局、县安监局、县商务局、绿水乡政府、旧司乡政府、全县13家煤矿法人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我表明：县政府为了引进外商投资新开采滑石板煤矿资源，借滑石板煤矿与五台煤矿二号井属同一矿区，我亲自给袁玉才做工作，要求：五台煤矿二号井与滑石板煤矿进行资源整合，五台二号井停止生产经营，县政府承诺对关闭五台二号井补偿400万元，2007年3月底县政府补偿到位200万元，剩余的200万元县政府于2008年6月补偿到位。但袁玉才倔强得很没有签字。会上对关闭五台煤矿二号井补偿意见做了联席会议记录，会后我打了招呼叫县政府不发会议纪要，也没发任何文件。
2006年11月23日
前期经我安排，县里向恩施州和省里上报煤炭资源整合，申报合并滑石板煤矿和花果林煤矿，今天上级下发了《鄂安（2006）24号文件》：县滑石板煤矿与来凤花果林煤矿有限公司花果林井口进行煤炭资源整合，县五台煤矿二号井于2008年6月底前实施关闭。
《鄂安（2006）24号文件》的下发，意味着成功了一半。
2006年12月31日
本年度总共和小媛见面26次，做爱79次，平均单次见面做爱3.04次。
见面次数和每次做爱次数都有增加，看来我对小媛的热情是有赠无减！！
2007年4月9日
过了我承诺补偿五台煤矿二号井200万元的日期，每当袁玉才不厌其烦的问我，我都以县里财政紧张等各种理由推脱。袁玉才他真的是不知道他问了也是白问，就算他每天问一遍我还不是不会给钱他！！
2007年11月9日
今天是女儿邓希20岁生日，眼看女儿已经长大成人，我也再有个十来年也就退休了，人一辈子风光的也就这么些年，我要趁在位之时抓紧你给女儿多捞些钱财，使她有一个幸福的后半生。
女儿啊，你知道吗？每每我一看到你扎着辫子的可爱摸样，就不禁要让你过得幸福一些！
2007年12月31日
本年度总共和小媛见面24次，做爱68次，平均单次见面做爱2.83次。
我对小媛的激情依然高涨！！
2008年3月27日
我给袁玉才承诺的400万补偿一份未给，他多次找我，我说前200万等县里财政资金充裕了就给，后200万以后谁开发滑石板煤矿谁给，袁玉才不死心，竟然还多次上门找县长和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县长向应才。
2008年5月2日
此次深圳之行难以忘却！下午，我在湖北土地深圳专场推介会上极力夸说我县，为县房地产招商引资。我县的房地产起步晚、底子薄，潜力巨大，当然了发展起来了我的财源也巨大，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推介会。
南方的娱乐城比起湖北的可真是好啊，小姐态度敬业又服务周到，而且可以把小姐全部叫过来站成一排挑选，这点令我非常兴奋，不像湖北的只能一个一个的选，一个看不上才换下一个。
晚上夜深人静，和小媛煲电话粥。
2008年5月11日
我明确的告诉袁玉才，400万的补偿是一分钱没有，要么我把你的五台煤矿二号井关了，你一分钱得不到，要么你把矿转给M，M还可以给你一些钱。
2008年5月21日
袁玉才意识到了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答应了条件，而且M不给袁玉才现钱，每月出产的煤炭给他一部分充款。
2008年5月23日
M晚年得子办酒席，M都53岁了还能得儿子，实在是不容易，可喜可贺！我象征性的送了200块钱的红包庆贺，离去时M妻子邹爱香却回赠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回家打开一看是2万块钱，100倍的回赠我很高兴！！
2008年6月29日
M终于把五台二号井弄到手了，一切都已办妥，可真是来之不易啊！M曾带150余人持枪持械，把袁玉才赶出了五台煤矿二号井，更重要的是我所付出的操劳，所以我得到的都是我该得的。
2008年9月5日
在北京呆了10来天了，在北京的娱乐城转了3次，还指望能玩儿个京妹子，哪料到3次我挑中的小姐全是外地的，真扫兴！在县里我从来不找小姐怕熟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却没能玩儿上京妹子，唉！！
2008年9月8日
省国土资源厅通过了M的煤矿申报的变更矿区范围，M的矿是蒸蒸日上啊！
2008年12月31日
本年度总共和小媛见面25次，做爱70次，平均单次见面做爱2.80次。
基本与往年持平。
2009年4月6日
今天星期天，邹爱香开着新买的越野车带我去钓鱼。M说自己不会开车，没驾照，以前骑摩托车一直是无证驾驶，现在买车了由老婆当司机。想当年，你M骑一车牌号鄂Q48185新大洲摩托车满县城里跑，没有我你能有今日吗？
2009年12月31日
本年度总共和小媛见面29次，做爱61次，平均每次见面做爱2.10次。
见面次数是自认识以来最多的一年，可单次见面做爱次数却是最少，勉强达到2次，难道是因为我年龄大了功能下降吗？
2010年2月24日
又是一个和M的饭局，席间M接了一个袁玉才的电话，催M给煤。一到月底，袁玉才就找M催着发煤。
2010年4月21日
小媛对我说，自己已经30了，我不能给他婚姻、不能给她名分，她必须为自己以后的幸福着想，因此她必须离开我。
我竟然沉默了，想要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只是心里有些许不甘。想来小媛说得也对啊，小媛和我在一起有5年了，也该分开了，人之常情！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
我一堂堂副县长，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老总，县里熟悉我的人谁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产业，我身边从不缺女人，我犯得着为一女人这样吗？
既然不再跟我往来，我也不强求，只是把流水账本扔了，人都不再往来还要账本做什么，不留也罢！
2010年11月28日
来到省城武汉，入住汉口繁华商业地段的华美达天禄5星级酒店2303房间，从娱乐城带了两个小姐回房，双飞真爽。
2010年12月13日
最近一直呆在武汉，今天找了5星级的武汉亚洲大酒店住下，花了1200块钱找了一个模特兼职小姐，人在外地格外空虚。
2010年12月25日
凌晨2时，M的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故，死亡2人，另有一人下落不明搜救中。技改矿井违法违规生产引发的责任事故，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该矿七水平上部存在采空区积水，工作面有透水预兆，在未采取探放水措施的情况下违规采煤，导致与上部采空区积水打通发生事故。
2010年1*
4点发现失踪者遗体，6点遗体运出井外。至此，此次矿难死亡3人。
老M啊，老M！你的矿怎么就年年有事故发呢？你就不知道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啊！！
2011年1月11日
再次到武汉，入住省政府旁的好苑新海天酒店，虽然这酒店不比5星级豪华，但装修得显得时尚一些，小媛说她喜欢这样的酒店，无意中路过发现此酒店特地选此地住下。小媛啊，你怎么就不可以在我身边！！
2011年3月28日
近几个月，多在下基层、访民情，我要在百姓心中树立起好的新形象啊！
2011年4月2日
看着M的煤矿开春以后又开工生产了，不禁感慨M的煤矿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进入技改程序长达一年之久，没有按设计施工，没有被查处；乡镇驻矿安全督导员22次到M的煤矿检查，只有1次下井检查；发生了死亡3人的大事故，不仅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竟然还这么快就复工！
2011年4月13日
又来武汉了，入住润丰大酒店1005房间，2000块钱玩了个法国小姐，异国风情不过如此。
2011年6月27日
想一想，这些年来我都异常的小心，县里熟悉我的人谁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产业，但除了县老虎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是以妻子覃佳慧的名义入股并担当董事职务外，其它的产业、股份都不在我们一家3口的名下。我可不想阴沟里翻船，我不禁为自己的高明而庆幸！
来源：http://top81.jschina.com.cn/top81bbs/thread.php?cid=1&rootid=3304052&id=3304052
0811 微博与言论自由 / 萧瀚 【已被和谐】
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Thomas Jefferson
微博与言论自由
萧瀚
微博已经是中国言论自由领域的重要平台，如何使用这种平台，也存在诸多讨论，杂说纷纭——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本文也正是激于此而产生的。
一．微博的性质
微博起源于推特，是一种社交网络工具，但在中国，却由于平面媒体以及其他媒体的言论管制，而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言论平台之一，至少它已成为即时新闻最重要信息源头的聚散地。国内门户网的微博服务商，其本身并非信息源，而是信息的载体，但正如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微博作为信息平台，由于其本身所承担信息载体功能，使得微博之重要性，几乎刷新了中国信息传播的方式。
除了上述媒介特性之外，微博作为信息载体的技术性特征，则是其本身并非信息，也不是信息发布者，而是向信息发布者提供信息发布空间与发布方式的媒介形式，这是必须明确的，因为它涉及微博自身的权益和义务，以及微博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
二．微博运营商的处境
微博运营商在中国的言论自由进程中处境微妙，这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微博使用者——即微博平台上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微博用户，有着天然的言论自由冲动，即使微博运营商秉承官方言论管制部门所制定的恶规则以管制各种言论，微博使用者依然在尽可能地突破它们。微博运营商承受着来自官方管制者和民间言论者者的双重压力，如何在双方的压力中做自由的支持者而不是奴役的帮凶，这既取决于微博的商业价值，也取决于微博运营商公共担当的伦理自觉。从这个角度看，微博的商业价值与微博运营商公共担当的伦理自觉是互相促进的，运营商越是具有公共担当精神，就越能冲破言论管制，使得平台更具竞争力和公信力，从而使得微博的商业价值更高。但目前看来，微博运营商们虽然明白微博的商业价值，但尚未有清晰的公共担当伦理自觉，对待来自官方的言论管制指令还过于听从。
三．言论自由诸原则
如前文所言，微博使用者有着来自言论自由本身的冲动，这是让官方言论管制者深感恐惧的，这也是言论管制者千方百计欲管制微博言论，若管制不成则欲消灭微博的原因。
言论自由的理想状态是言论领域“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即每一位言论者一方面能就公共事务畅所欲言，心中没有中宣部，另一方面，言论者本身能够自律，不故意发表谣言，不发表针对无辜者的恶意中伤言论，遵循公共伦理。并且对不受限制的权力永葆质疑之声，而非为虎作伥，对受权力之害者落井下石。公共言论包含伦理与法律上的五项原则：
1.真实原则
在涉及事实问题时，知真相者言真相，不知真相者鉴别真相，无法鉴别时持存疑态度，不作结论。但由于大量公共事务的事实真相，并不是在最初被曝光的时候就是完全信息，也未必完全是真实信息，因此，如果报道者尽了合理的核实义务，那么即使信息错误，也不能被认为违背了真实原则。同时，信息也是通过发布者的竞争逐渐丰满，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发布者遵循了合理的平衡报道义务，即使信息最终被证明不完备或不完全真实，也不违背真实原则。再者，针对事实信息所进行的评论，只要是援引具有公信力的媒介的事实信息所进行的评论，即使最后被证明该事实信息并非真实信息，也不能认为评论者违背真实原则。因此，微博上，人们对信息的真实性只能凭借经验和风评以及发布者本人可实现范围内的核实能力来决定，而不能用终极真理的标准来要求人们遵循真实原则。
2.怀疑原则
对于任何来自官方的信息，以及为官方辩护的信息，都保持高度的质疑态度，这是千百年来已成为基本政治学共识的“权力倾向于作恶，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作恶”规则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尚无基本宪政制度，权力根本不受限制，因此，对于官方信息以不信任为原则，以相信为例外。当然，面对具体信息还需要具体对待。
3.善意原则
在不涉及具体事件时，关于各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的讨论，讨论者相互之间应当尽可能善意交流（除非讨论者的另一方是公权力及其支持者，如果双方都是公权力及其支持者，那么双方都没有遵循善意原则的义务，因为恶猜公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针对具体普通公民而非公共官员及其支持者的不善言论应该尽可能减少。而对于显而易见的暴政及其帮凶们的言论，适度的攻击性言论也属常情。尤其在非官方支持者的普通公民之间的公共交流中，应当尽可能就事论事、就理论理、不作诛心之论、人格攻击。
4.尊重私权原则
许多人不知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公私不分。其实，言论自由从来都主要指公共领域的言论自由，而不是私人领域的话题“言论自由”，因此，公共平台通常不应该讨论他人的私人生活。但微博作为社交网络工具，不涉及私人生活几乎不可能，只是人们一般涉及的今天吃了什么、买了、看了什么、到什么地方去玩之类的私人生活信息，一来言论者自己透露，二者不妨碍公共领域的讨论，因此无伤大雅。但是，微博的半公域半私域性质决定了，这里不适合无所顾忌地讨论他人的私生活（除非是与公共权力相关的公共人物们的私生活以及非与公共权力无关的公共人物们一定限度内的私生活），不可以未经授权擅自暴露他人不愿意为外界所知的隐私（所谓隐私就是当事人不愿为外界所知的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私人生活内容）。作为一种伦理倡导，尊重私权甚至应该到这样的地步：即使当事人自行公开隐私，议论者也不应参与讨论，如果参与讨论不应对其做负面评价。
5.言论自由原则
言论管制者、微博运营商，都存在对微博言论都事先审查的问题，有的是经过人工或机器的审核，审核通过才放行，有的是发表之后进行屏蔽（发布者自己能见，别人看不见）、半屏蔽（不出现在公共页面，只有点开发布者主页才能看到）、删除。
任何言论都不能未经发表就被扼杀，任何人任何法律都无权事先审查任何言论——这是言论自由的起点，早已成为西方法治国基本共识。制度若对言论事先审查，就意味着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者因言论实际后果自承言责，但这不意味着任何人有权事先审查言论。不应事先审查言论，也就意味着言论不可以被删除——除非言论者本人自愿删除（无论是否因言论所针对的对象抗议的结果），或因言论导致法律后果，经程序和实体正义的独立司法裁决强行删除。在上述两种情况之外，言论平台删除平台使用者的言论即反言论自由。
当然，由于不完全了解内情，各微博平台到底对哪些言论是奉命管制，哪些言论是自行管制，无法进行细致分析。
四．言论自由之路上的困境
目前，中国的言论现状离言论自由的基本目的还路途遥远，但这几年的微博已将言论监管恶果大大缩小，但依然存在各种困境。
1.微博运营商欠缺追求言论自由的伦理自觉
前文已经提到一些，此处再做简单论述。虽然微博的商业价值与运营商的伦理自觉相辅相成，但要达到其理想状态从来都是不可能的事。参诸西方历史，在言论自由的拓展途中，人们常常只记得言论作者的勇敢，而遗忘了出版商们为言论自由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们曾经作出的牺牲。在专制时代，西方的出版商因出版违禁书籍而被烧死的事历史上并非罕见现象。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要求微博运营商甘冒风险为言论自由牺牲，而是说运营商作为一个群体，应当有一种公共担当的精神，实现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言论者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是提供言论平台者应当尽可能恪守的商业责任伦理。因权力管制而导致运营商们无法完全承担这商业伦理责任，但也应当对管制者虚与委蛇、尽可能突破管制，与言论者通行，而非助纣为虐。
2.言论者普遍缺乏言论自由的伦理自觉
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言论者因长期的言论管制以及因言获罪的诸多案例，逐渐形成自由发表言论的恐惧，外部有中宣部，心中还有中宣部。因此，许多人的言论并不能完全畅所欲言，这是由外部的恐怖环境导致内心恐惧的自然结果，摆脱这一点需要长期的自由发表言论的内心训练。只有将诚实视为言论自由精神最核心基础者，才有可能逐渐突破这一瓶颈。
另一种是太多人存在事先审查的潜意识而不自知，这个问题有必要详加讨论。
事先审查制的观念毒瘤，并不仅仅存在于官方、拥有权力者（这包括官方的言论管制者，也包括微博运营商），还严重地存在于微博使用者中间。前段时间，罗玉凤因对“7.23”事件死难者发表侮辱性言论，导致不少人倡议新浪微博封杀罗玉凤，窦含章欲了解博友对其留离新浪微博的态度，而发起微博投票，结果有超过60%的博友选择“窦含章应该立刻滚出新浪微博”的选项。其实，“滚出论”也好，“封杀论”也罢，都是本质上的事先审查论——他们的理由是某个人曾经因为发表某种言论而臭名昭著，因此，不应该继续允许他们发表言论，或者应该从某个平台上彻底驱除其声音。
192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在惠特尼案中有这么一段经典判词：
“仅仅害怕受到严重伤害不足以证明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是正当的。不能因为害怕女巫，就把女人统统烧死。言论的功能在于使人摆脱无理性的恐惧。要证明压制言论是正当的，就必须有合理依据相信如果言论自由必有严重祸害，且是迫在眉睫的严重祸害。”
而“滚出论”、“封杀论”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因为害怕女巫，就把女人统统烧死”的论调，它的危险性不但在于剥夺了每一个人天赋的言论自由，功能意义上，还在于以真理之名行剥夺言论自由之实，从来都不可能仅仅限于一两个人，它可能会造成权力行为（官方公权力是权力，社会性权力在针对弱势者、少数人时也可能成就生杀予夺之权）沾染消灭权利的习气，从而最终消灭言论自由本身。
霍姆斯大法官曾将言论自由比喻为真理的市场，任何言论都具有在公共平台上发表的权利，但某种言论被大家接受或抛弃，需要经过真理市场这看不见的手运作——即辩论与鉴别，从而产生结果。有些言论极令人厌恶，厌恶到恨不得给言论者嘴唇贴上300公斤重的钢筋水泥封条。但厌恶归厌恶，必须承认，言论虽可因其后果事后正当追惩，但任何人、组织、制度、法律无权事先审查任何即将发表的言论。若因厌恶某种言论而支持封杀，那么剥夺他人言论自由者也会因同样原因失去言论自由。
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被广泛引用，但其实要做到这一点难乎其难，就是为志同道合者的言论自由，也没见什么人“誓死捍卫”，遑论其余。伏尔泰有资格这么说，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花了4年时间为替新教徒卡拉斯的冤案昭雪奔走，这是很了不起的。通常情况下，能做到尊重不同言论者的言论自由已是不错。
3.扭曲言论自由的危害
当我为窦含章的言论自由辩护的时候，不少朋友表现出困惑与不理解。这种困惑和不理解，我是完全能理解的。
目前中国言论的现状，公共议论中，为公权力行为辩护的声音完全受到官方支持，几乎畅行无阻，无论其是否真实、是否合乎道理，而质疑公权力、质疑政府行为的言论，遭到各种形式的管制已是司空见惯。这种情形下，一视同仁地支持这两种言论的言论自由，对后一种言论似乎显然不公。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即为公权力辩护的各种声音虽然是官方支持的，但在民间议论者舆论中，它们并不具有公信力，而且通常遭到大量博友的阻击。官方只有在对某个公共事件的舆论进行彻底消声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暂时的胜利，但这种胜利也让他们进一步复出合法性负指数增长的代价。
其实，无论是哪个言论平台，支持官方的言论通常已是过街老鼠，即使官方动用纳税人的钱雇佣网络评论员进行臭名昭著的所谓舆论引导，也无法完全达到他们希望的效果。官方立场，至少在舆论界已经逐渐沦为非主流，而且这一趋势一定程度上说很难阻挡。
因此，不说通常意义上支持官方的言论在言论自由的范畴内有其自身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其他言论是同等的，不可剥夺的，就是这些畅行无阻的言论本身也没有多少市场。因此，排斥官方立场的言论者（是言论者而不是言论）不仅与言论自由原则相悖，从功利角度看，在言论市场中也没有太多消灭的价值。倒是允许他们存在，允许那些令人厌恶的官方支持者的声音，有利于培育人们自行鉴别的能力，提升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各种言论纷呈，也应该是言论平台本身的生态，人为而非自然地消灭某种声音，彻底取缔这类声音的言论者发布平台，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概率意义上的多数人暴政。盛行于欧美言论界的“政治正确”现象，常常被国人拿来作为消灭某些言论的依据，其实，且不说“政治正确”在欧美
当然，由于洗脑教育的恶果，纵容各种支持官方的言论，可能会导致现实性恶果，但言论自由本身决定了应该对各种言论者发表言论的权利本身应该一视同仁地尊重，消除无良言论只能用壮大理性和良知的声音来解决，而不是取消无良言论者发表言论的渠道。这可能是冒险，但这样的险无法不冒，取缔言论自由的口子至少在言论者自身中不能开，一旦开启，后患无穷。张三因为A言论被噤声，李四就可能因为B言论被噤声，最后只剩下坟墓的安静。
既然我们反对对言论自由的管制，反对取缔言论自由，就应该反对任何取缔言论自由的行径，无论是取缔谁，即使民间言论者并无取缔他人言论自由的公权力，也不应该在观念上持有取缔言论自由的思维方式——因为观念指挥行动。当然，持有这样的观念并且将它发表出来，其本身也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正确的目的，应该通过正确的手段实现，错误的手段不但难以达到正确的目的，甚至会使错误手段膨胀，以至于连原本正确的手段都被吞没。
结语
中国言论自由之路可能会继续崎岖蜿蜒，道路漫长，但我相信，只要人们有着对言论自由理念真正的热愛，并且遵照这种理念正确行动，它或许会在某一天开花结果。但正如任何一种善的目的，都不可能抄近路到达，言论自由也如此。
2011年8月7日於追遠堂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2drlp.html
为什么我说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1、虽然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中国人都知道“当中央”才是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具体点说“当中央的政治局”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中国宪法虚假性的体现之一。 2、虽然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事实上针对这些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又附加了很多“限制条件”，完全抵消、取消了宪法的规定，导致中国人完全丧失了这些基本人权。比如：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的工人从来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法罢工”，公民集体上访本来是宪法赋予的“游行、示威”的权利，但是一律被视为“非法”；再比如：对“文革”的深入反思、研究讨论现在仍是政治或学术上的禁区；公民不经过官方同意的组党、结社仍然是“非法行为”，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公民因此而被判入狱；这些是中国宪法虚假性的体现之二。
3、虽然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屡屡上演的“卖儿救父”、“卖身救母”、“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人伦悲剧无不一次次地证明了宪法的虚假性和国家责任的严重缺位。
4、虽然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庞大的失业大军清楚地表明国家在创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上的严重失职，可是我们没有听说有任何一届中国政府因为这些“失职”而引咎辞职或自动下台，也没有见过“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依法行使弹劾、罢免政府的神圣权利。就像你家里雇的一个保姆，每天既不洗衣也不做饭，在你的家里，白吃白住，白拿工资，你不但撵不走她，还得听他的指挥，这是不是对“主从关系”的几大讽刺？！
5、2000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也即只有法律才有权“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做出规定，但是，截止到笔者发文时，已经过去了整整9年多的时间，国务院1957年针对“镇反”、“肃反”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而制定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竟然还冠冕堂皇地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一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法规”一用就用了52年，“半个世纪”啊！！并且在遇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限制性规定时仍然“坚挺不废”，令我们不得不对中国“依法治国”的水平刮目相看啊！！！
6、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偶尔发生一两起“冤假错案”可能不算新闻，但是当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屡屡发生性质极其相似地“冤假错案”是，我们对“这个地方或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就不得不大会是那个一个巨大的问号了，改革开放前的冤假错案咱就不说了（比如“83年严打”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就连最基层的公检法干警都不否认），只说说改革开放后，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的近几年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冤假错案”：比如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北承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河南周口沈丘张绍友案等等，这些案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使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法治”产生沉重的疑问：这些案件的发生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7、虽然我们有《宪法》，各种法律也不计其数，似乎我们的法治水平已经相当地高了，但是，认真思索、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漏洞，比如：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是“各司其职，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都受“当”的统一领导，而“当”统一领导的化身就是所谓的“政法委”，三者之间根本就不是“相互制约”的关系，而是在一个“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的关系，所以，一个案件从侦察、起诉到审判一错到底的现象就不是偶然的了！再比如：宪法序言以“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规定了“当才是领导一切的”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
来源： http://wenwen.soso.com/z/q197804807.htm （金牌光棍 2010-06-09 20:35）
原文：Street by street, Egypt activists face Old Guard
译文：埃及活动家和守旧派的”巷战”
时间：2011.7.11 星期一
作者：美联社SARAH EL DEEB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并由志愿者校对
开罗（美联社）——在埃及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倒台后，一群年轻的活动人士迅速行动起来，把革命中乐观肯干的精神带到了他们的社区中。
他们开始在米特奥科巴(Mit Oqba)昏暗的街道上竖立电线杆，把天然气管道接进这片区域。他们做到了当地官员长期承诺要做，却从未去做的事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30万低收入的居民展示，为结束穆巴拉克政权下的腐败和萧条而举行的起义的好处。
活动人士的父母们很快就开始收到了威胁警告：你们的孩子将会被打手们收拾。一位官员帮助活动人士获得延长天然气管道的批文；结果，他突然被调往另一个职位。
活动人士们与前执政党在本地有势力的成员间发生了正面冲突。这是关于新埃及的一课：旧政权还在这里，并对抗变革。
米特奥科巴的一位活动人士穆罕默德·马格迪说，”旧政权不只是穆巴拉克和他的部长们，还有成千上万的受益者。”
穆巴拉克在5个月前被赶下了台，跟着一起下台的还有他30多年政权里的高层人物。但是现在手握实权的军队将领们，对解除前执政党成员对国家各个层面（上到政府高级职位，下到各地方政府）的控制行动迟缓——或者可以说是明显抗拒。与此同时，公众对改革迟迟未到的愤怒已经到了爆炸的边缘。
米特奥科巴的经验表现了守旧派和新生代在街头巷尾发生的冲突。
在穆巴拉克的政权时期，全国各地选举了1700个地方议会（Local Council），成员人数达到了50000人。这些议会理论上代表着他们各自的社区。实际上，他们是穆巴拉克的国家民主党这部互惠、腐败机器上的齿轮。对选举的操控确保了几乎所有的议会成员都来自国家民主党。
他们经常推动那些可以让他们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捞到好处的项目。比如，如果一家跟议会或者执政党关系紧密的公司可以获益，某条街道就会新增一条人行道。议会成员掌控着居民的服务项目，以便谋取私利。
这套系统确保了政权对国家的控制。每到选举季，官员们会使用黑金来驱使选民把票投给执政党候选人，或者雇佣打手殴打反对派。
上个月底，一家法院下令解散所有的地方议会。这是迈向改革的重要一步。但是依靠金钱的支持，过去的成员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联系。这给了他们一个有力的工具，以此在新的地方选举中夺回席位。
“他们有很多钱可以发给民众。他们跟本地的大家族都有联系，”一位跟米特奥科巴的大众委员会（Popular Committee）一起工作的活动人士赫帕·加尼姆说。”一些想参加竞选的人已经开始杀牛，在邻里间分发牛肉了。”而这是一种常用的拉票方式。
同样的担忧也存在于国家政治之中。很多一度是穆巴拉克政党的官员都开始准备参加9月份的竞选。
一个叫做大众委员会的社区活动组织决定，不仅要打击腐败，而且要打破埃及人的冷漠。埃及人已经放弃了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想法。这个委员会的前身是在反穆巴拉克起义时期各地的社区守望组织。他们守卫家园，防止抢劫活动。
作为埃及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共同协作的例子，守望组织广受欢迎。他们也获得了那些在反穆巴拉克起义中起着推动作用的年轻人的支持。全国范围内，有差不多50个大众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有在自己家的社区里做事的志愿者。
他们赋予自己的任务是：把事情做得更好，把事情做成。很多人接受了一个额外的头衔：保卫革命。
而这可以代表很多事情——维修基础设施，开办扫盲班，与居民一起在屋顶花园工作，更好地利用水资源，监督官员，让他们变得可靠，等等。一些人开展了”名字和耻辱”运动，对那些收受贿赂，侵吞公款的人（不管是警察，还是把政府补贴的小麦拿到黑市上去卖的面包师）进行曝光。他们用手机照相机拍下违法者，将录像公布出来。
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一家煤气公司需要维修一个破损了的阀门。但是因为工作要在夜间举行，他们需要人来保护。
随着警察大都撤出了街道，大众委员会志愿提供安全保护。但是，煤气公司害怕会因为与活动人士合作而得罪警察，委员会决定让它的巡逻员不断路过施工现场，以让一切看起来只是巧合。
最终，煤气公司修好了阀门。
马格迪的家所在的开罗米特奥科巴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挑战和机遇。执政党在人口密集区域的势力强大，这些区域在起义期间给支持穆巴拉克的集会提供了大量的人员。
在穆巴拉克倒台不久，24岁的马格迪和他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处理本地被长期忽视的12项重大问题的计划。他们组织为众多街道安装路灯电线杆。那里的毒品交易猖獗，于是他们向官员施压，要求增派警力。
米克奥科巴区亟需一个低收费的政府诊所。有一个确实在建设之中，但是按天拿报酬的工人却一直拖延工期。于是委员会的成员驻扎在建筑工地外，不断纠缠工人，给工人送茶，使出浑身解数来让诊所早日完工。
当地官员在20年前就答应要把天然气管道街道米特奥科巴区的各家各户。但是从未兑现过。于是委员会顺着过去的线索，让一些批准文件得到签署。现在，主管道已经铺设好了，委员会帮着居民登记接到自己家的分支管线。
活动人士们说，随着事情的成功，骚扰也随之而至。马格迪说，本地议会的支持者入侵了委员会的脸书群组，向成员们发送恶意邮件，导致了成员内部间的争吵。他们也调离了与马格迪合作，签署了文件的官员。他们还向一位校长施压，迫使他禁止委员会在他的学校里开办的扫盲班。
马格迪说，为了恐吓志愿者的家庭，他们散布谣言，谎称武装打手正在等着殴打志愿者们。
在这些徒劳无功之后，本地议会试图抢夺功劳。在一份简报中，它声称是它”承诺并铺设”了天然气管道。前执政党成员们都站在新的路灯旁摆姿照相。
马格迪的组织也用自己的简报来反击。他们用《人民想要的》来报道他们的活动和前政权成员试图收买忠诚的行为。他们也赞扬了帮助他们完成任务的官员。
一位曾经在执政党的议会中任职的当地大人物作了最后一搏的尝试。他找到志愿者，明白地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失败。
“谁跟你们撒谎，告诉这个政党已经死了？”他吼道。”我们还在这里，我们会借着你们的帮忙再次获胜。”
米特奥科巴区的本地议会成员扎古尔·拉沙德否认议会曾经骚扰过年轻的活动人士，并把他们称作傲慢，爱多管闲事的年轻人。他说，活动人士的影响仅局限于几条街道。他也否认活动人士跟新的天然气管道有关，并声称这个项目之前就获得批准了。
“大众委员会难道有一根魔棒吗？它说’延长天然气管道’，然后天然气管道就延长了？”拉沙德问。他计划再次参加选举，并对自己获胜充满信心。
同时，拉沙德也抱怨，活动人士们事实上可以走进本地官员的办公室，并促使他做出行动，出于担心对被看作反革，地方官员也只能服从。
他说，”他们过去根本进不了官员的办公室。真是乱套了！”
活动人士们并不担忧。在受到米特奥科巴本地议会的冷遇之后，马格迪的组织者在几位议会官员住家所在地的埃尔贾里卜大街挂出横幅。一边写着”我们已经实现目标”，另一边写着”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他们几乎解决列出的12项问题中的一半。
“这些孩子们很不错。他们把街道弄得干干净净，”在委员会的扫盲班上课的40岁妇女霍维达·穆罕默德说。”我不想跟本地议会扯上关系。”
一位记录大众委员会活动，并帮助他们建设网络的博士研究生阿丽亚·莫萨拉姆说，大众委员会也许不能在穆巴拉克建立的旧体制的强大压力下生存下来。但是因为服务社区的实际经验，它们将成为新一代政治人物的孵化基地。
她说，”我们过去从未有过底层治理。这些经验也许会被遗忘……但是他们学到的东西将会一直伴随着他们。”
原教育部发言人公开信泄密: 高铁事故前王勇平担心”高铁塌陷、动车碰撞或出轨(附全文)
Posted: 31 Jul 2011 05:30 PM PDT
近日，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好友、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发表了公开信，他披露温州高铁重大惨案事发前几天，王勇平就预感要出事，王勇平说自己最担心高铁坍陷、动车碰撞或出轨。该公开信引起外界关注，并被到处转载，令社会各界再度聚焦高铁的工程质量与安全性。
他认为铁道部在事故隔天召开了一个根本不应该召开的新闻会，不应该让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独挑大梁，并分析说王的回答非常不准确，外加情绪化表现，令新闻会无法起到平稳作用，相反引来更多质询和谴责。
王勇平新闻会后，也被传遭到铁道部的停职处分，不过铁道部有关方面对此作了否认。
铁道部发言人事前预计将发生事故
从王旭明的介绍中获知，他和王勇平都是“后非典时代”的第一批部委发言人，也是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批新闻发言人培训的被称为“黄浦一期”学员。王勇平在这个岗位上任职八年，可谓“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王旭明还十分佩服他“敢说、爱说，认为是佼佼者”。
王旭明表示，在事故发生的几天前，他们在“金话筒”颁奖仪式上相遇，王勇平告知其最担心高铁坍陷、动车碰撞或出轨。
权利运动执行长张建平指出，这说明铁道部的人非常清楚高铁的质量有严重问题，事先就知道有撞车的可能性了，并且有些网站已经删除了这个相关的新闻。
“重特大事情发生后 不应当新闻发言人独立唱大戏”
王旭明指出，在重特大事情发生后不应当倡导新闻发言人独立挑大梁、唱大戏。以铁道部7•24新闻发布会为例，“显然这是一场既准备不充分，又不应该由老兄你独自担纲的新闻发布会”。
他认为铁道部这场大事件，引发的关注度不亚于美国的9•11事件，而美国的9•11事件是布什总统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发表讲话。“我以为，这场发布会应该是铁道部部长在事故现场召开最好；次之，也应当是有关部领导和司局长在北京共同向记者解释情况；再次之，一定要你独自担当，你也一定要在开场白中务必应该加上这样的表述：‘本来，今天的发布会应该是盛光祖部长和某某（主管铁路安全的某某副部长）及某某局长与会，但由于他们正在指挥救险，无法与会。受他们委托，我在这里代表盛光祖部长、某某副部长和铁道部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全国铁路系统向‘甬温线7•23特大事故’中的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伤者和伤亡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对参与抢险的铁路系统内外员工、公安干警特别是温州现场广大市民表示深深的谢意，是你们在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的损失程度，也是在替我们改错，谢谢你们！在这里，我也代表铁道部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深深的歉意。’（站起鞠躬）”
新闻会铁道部发言人表现反常
王旭明指出对此新闻会受众最想了解和最愿看到的：态度和事实。而王勇平的语态太强势了，语调过于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错的，倒像是别人犯了错。
关于事故原因，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所说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天气和技术性因素；而王勇平仅说了一句“还在调查中，该谁的责任是谁的责任”，王旭明认为这显然是不够妥帖。应该这样说：“事故正在调查中，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至少管理不当、人为原因占有很大成分。”
他还指出，对特大事故次日即召开发布会，能够把时间、伤亡人数和事故原因交代清楚就很不错了，当然还要适当的回答公众质疑，比如车体为何掩埋？为什么探测过无生命体征，还会在切割过程中又找到一个女孩子？而下午五点还又拖出一活八死？为什么恢复通车比救人重要？本次事故谁将承担领导责任？何时向公众公布事故调查结果？等等这些最基本的真相，铁道部应该面对。
他认为说：“你回答得应该说都非常不准确，还夹杂一些情绪化表达，使受众反而还产生一系列新疑问，这样就没有达到新闻发布会拨乱反正，厘清事实的目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之类的话更不应该在发布会上说了。
“你说在车体移走的命令下达后又搜救出小女孩伊伊‘这是个奇迹’，其实事情的内幕是温州一位特警支队长虽然得到通知把出事动车车体移走，但他坚持现场清理而得以让伊伊生存，也就是说虽然生命探测仪，无论是通过音频、视频和红外和雷达生命探测都有各自的局限，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信息公众从发布会上却无从获知，疑问反而增添了不少。”
最后王旭明还说：“这个发布会根本就不该开，领导一定要开也不该由你一人开；即使你一人开了，也不该这么开。我干过这行，知道这行的苦处，有许多事儿，咱主宰不了，但在咱能主宰的那些地方，比如如何表示态度，比如如何公布事实，比如如何遣词造句、语气语态等，我们是能有一点作为的啊！”
(来源: 大纪元2011年08月01日讯)
附: 王旭明原文
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 (2011-07-28 13:46:35)
王旭明
勇平兄：
你好！
几天前在“金话筒”颁奖仪式上见到你，虽还未发生“甬温线7·23特大事故”，但已感觉出你的疲惫、焦虑和压力。是啊，我深深地理解你：年年春运如临大敌、部长腐败中途易人、有关铁路的各种争议此起彼伏、京沪高铁高调出台又险情不断等等，身处漩涡中的新闻发言人的日子不好过啊。记得那天短暂的交流中，我们谈的仍然是发言和如何发言，我不解的问你为何高铁如此高调亮相，为何公众质询不断却无回应等，你一如平常沉思并少说，我知你心所想。记得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最担心如果高铁塌陷、动车碰撞或出轨怎么办，该如何应对？你说，我也是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啊！随后颁奖典礼开始了。
不幸的是，我俩共同的担心成为了现实。而你，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曾是同行也是朋友的我，素来敬佩你的担当精神和敢说敢为的风格，也深深的为你忧虑。作为同是“后非典时代”的第一批部委发言人，又同为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批新闻发言人培训，被称为“黄浦一期”学员，还同到美国考察，我们引为同道。你确实比我热情、勤奋又坚忍，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上已经坚持八年多了，而我却已退下阵来；美国受训归来，你成就了一本著作，我却只有十几页纸的收获，一句话，你真的比我强多了。但是，我看了你“甬温线7·23特大事故”的新闻发布会，联想到事故前后的一些事情，还是想说点心里话，直言几点建议，对你，也算是对铁道部政务公开、以及对当下很热闹、时尚的新闻发言工作的心声表达吧！
新闻发言人这一词组在语文教学上讲是偏正结构，偏是新闻发言，正是人。换句话说，新闻发言人的核心是人，是一类干新闻发言工作的人面对其他人的工作，因此我一向认为，新闻发言人在拥有许许多多技术手段的同时，应当也是有丰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真诚、善良和美好的人。“甬温线7·23特大事故”发生后广大人民群众从热爱党和政府，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表达各自思想、情感和理念是完全在情在理的。比如崔永元说，新闻发言人，请不要让新闻发炎；新闻媒体对于动车追尾事故发出的一连串追问，希望尽快听到铁路部门的回答，这个要求不高；听到一个说法，高铁和动车正处在磨合期，反感，哪能用人命磨合呢！比如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说：“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天气和技术性因素，又该谁来买单，铁道部门应该痛定思痛，从中汲取深刻教训，铁路再提速也要安全第一，生命伤不起啊！”比如我说“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陆海天，一直联系不上，同学及朋友焦急万分。”中国传媒大学数十位同学通过转发微博等不同方式搜寻陆海天及朱平下落。据证实两位学生在事故中遇难。看着他们青春的面容和同学回忆，我哭了。孩子们，记住这场人祸，长大了绝不再造人祸，现在一定要和所有造人祸的人理论到底！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可能有偏颇，但确是一个个鲜活的、大写的人在这样的灾难面前的理性思考和情感表达。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把这些公众呼声咀嚼和理解以深刻自我的思想和提升自我的情感。同时，也可提升新闻发布会的品质和丰富新闻发布会的内涵。你说呢？
新闻发布会应该在什么时候开？新闻发言人是充当主持角色还是独立发言角色？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新闻发布会应该在充分准备、并能给记者准确翔实和鲜活的一手资料及结论的情况下召开；当然应倡导更多的新闻发言人独立发言，但在重特大事情发生后我以为不应当倡导新闻发言人独立挑大梁、唱大戏。以铁道部7·24新闻发布会为例，显然这是一场既准备不充分，又不应该由老兄你独自担纲的新闻发布会。
我看了发布部分实况，真是难为你了！铁道部发生这么大的事件，应该说引发的关注度不亚于美国的9·11事件，而美国的9·11事件是布什总统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发表讲话。我以为，这场发布会应该是铁道部部长在事故现场召开最好;次之，也应当是有关部领导和司局长在北京共同向记者解释情况；再次之，一定要你独自担当，你也一定要在开场白中务必应该加上这样的表述：“本来，今天的发布会应该是盛光祖部长和某某（主管铁路安全的某某副部长）及某某局长与会，但由于他们正在指挥救险，无法与会。受他们委托，我在这里代表盛光祖部长、某某副部长和铁道部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全国铁路系统向‘甬温线7·23特大事故’中的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伤者和伤亡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对参与抢险的铁路系统内外员工、公安干警特别是温州现场广大市民表示深深的谢意，是你们在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的损失程度，也是在替我们改错，谢谢你们！在这里，我也代表铁道部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深深的歉意《站起鞠躬》”。这里的关键点是——对于广大受众来说，机关和部门的概念是抽象、模糊的，而机关或部门的人员形象才是具体的，受众在这样的特大的事故面前更易于接受的是具体的、形象的、符号化的人物。还有就是发布会的准备工作，重大事故发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受众最想了解和最愿看到的，我以为就是两个方面，一是态度，二是事实。作为事故发生后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态度比事实更重要，因为你还不大可能有足够的事实提供，这时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你代表铁道部给人的态度真的不是那么真实，真的不是那么诚恳，真的不是那么让受众舒服，再请你原谅我的直言了。
说到态度，除了内容本身展示出来的以外，语态、神态和体态也十分重要。那天发布会上，你的语态太强势了，语调过于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错的，倒像是别人犯了错。神态也有些不合，比如眼睛总是向上，时时有松弛和自然的样子，最不该的是有网友电视截屏中你职业性的微笑，这样的场合是断不该有的。这方面我也有过教训，我在做教育部发言人期间，曾宣布过教育部有关清退农村代课老师的政策，当时我是紧绷着脸，甚至义正辞严地宣布的，应该说，内容一点错都没有，就是当时教育部的政策，但几天后在白岩松主持的节目中，对我发言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的话我至今还记得，即使我们宣布国家政策，如果政策是冰冷的，宣布的人可以不可以软一点语气，给人一点温暖的感觉呢？之后，我在组织汶川大地震的发布会时，说到校舍的倒塌和学生的伤亡时，不仅语气低沉，而且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的教训和进步过程希望你做个参考。
再说新闻发布会应该给受众提供最基本的事实。无论事实多少，应该尽求准确、官方和权威。比如，事故发生时间，你在发布会上说的是23日晚8点30分。但当天有媒体报道的时间为20：34分，23日白天新华社通稿又称是20：27分，央视新闻联播又改称20：38分。到底以谁的为准？我以为，应该以你说的为准，对吗？再说死亡人数。你说你掌握的死亡人数是35人。我觉得你还应该强调是截至到发布会召开时你所掌握的情况为止。我认为，还应该强调：“陆续的伤亡人数还将随着救险进程发生变化，敬请理解和关注，在这里我们也真心的期待死亡人数不再上升，伤愈的人员不断增加。”事实证明，在你发布会后不久，又有遇难者遗体被发现。关于事故原因，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所说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天气和技术性因素；白岩松说，一个人心脏功能是好的，肝脾胃什么功能都是好的，但他是个弱智，你能说他是个健康的人吗？然而，发布会现场你仅说了一句“还在调查中，该谁的责任是谁的责任”，这显然是不够妥帖。事故原因可否改成： “事故正在调查中，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至少管理不当、人为原因占有很大成分。”我想以你铁路工作的资历，做这样的判断是不困难的。
应该说，特大事故次日即召开发布会，能够把时间、伤亡人数和事故原因交代清楚就很不错了，当然还要适当的回答公众质疑，比如车体为何掩埋？为什么探测过无生命体征，还会在切割过程中又找到一个女孩子？为什么恢复通车比救人重要？胡紫微说我们想问：1，为什么恢复通车比救人重要？2，为什么凌晨四点就判断车体内无生命体征，而下午五点还又拖出一活八死？3，本次事故谁将承担领导责任？4，何时向公众公布事故调查结果？我以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真相，铁道部应该面对，如果是谣言，请铁道部的真相快上跑道；如果是真相，请铁道部的谣言快止于跑道。你回答得应该说都非常不准确，还夹杂一些情绪化表达，使受众反而还产生一系列新疑问，这样就没有达到新闻发布会拨乱反正，厘清事实的目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之类的话更不应该在发布会上说了。你说在车体移走的命令下达后又搜救出小女孩伊伊“这是个奇迹”，其实事情的内幕是温州一位特警支队长虽然得到通知把出事动车车体移走，但他坚持现场清理而得以让伊伊生存，也就是说虽然生命探测仪，无论是通过音频、视频和红外和雷达生命探测都有各自的局限，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信息公众从发布会上却无从获知，疑问反而增添了不少。
勇平兄，说这话，你真别生气。这个发布会根本就不该开，领导一定要开也不该由你一人开；即使你一人开了，也不该这么开。我干过这行，知道这行的苦处，有许多事儿，咱主宰不了，但在咱能主宰的那些地方，比如如何表示态度，比如如何公布事实，比如如何遣词造句、语气语态等，我们是能有一点作为的啊！可不能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不但不能平息或引导舆论，相反引来更多质询和谴责。南方电视台《拍案》栏目编导徐静称，这是史上最混乱的新闻发布会。说的虽然严重了，但其合理内核值得我们，特别是正在做新闻发言人的所有人深思。因为不定哪一天这样的事儿就落到你头上，今天勇平，明天谁？
勇平兄，从这场不成功的新闻发布会可以看出仅仅从新闻发言人的这个层面说，无论什么时候说话，怎么说话，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这听起来是个常识，然而不少发言人的发言都有悖于这个常识。从你的多次公开接受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看，有不少地方也有悖于常识。就拿高铁来说，在中国仅仅有几年的历史，还是个新生事物，常识告诉我们肯定会有不完善的地方，肯定不会一步登天，但铁道部偏偏把这新生事物说得完美无缺。比如你在 7月7日做客新华网的时候说：“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我们国家实力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样，世界铁路同行也为高速铁路事业的快速进步感到鼓舞。”是不是说得太高了？
还有按常识说，速度是要逐步提升的，因为越高速风险系数越高，危险性越大。据说，日本新干线在积累了运行几十年的经验之后才在今年提到300公里以上，而我们是在没有什么经验积累，管理水平又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一下子提速到三百以上，这种干法的风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你在做客新华网的时候却说“应该说，目前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认为，提速列车的运行安全有可靠的保证，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是不会开行这样的列车。”7月23 事故发生前，一系列不安全迹象和7·23特大事故，以至于就在25日还发生的京沪高铁供电事故发生故障，造成部分列车晚点，这些都说明你的话至少不够严谨。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你还说，“我仍然跟社会说一声，中国高铁的技术是先进的，是合格的，我们仍然具有信心。”有评论说，铁道部从高技术决定论中醒醒吧！这也是常识，铁路运营是否是一流，不仅仅取决于你的硬件设备，当然还包括管理水平、安全系数以及许多非机械的因素。仅仅从技术的角度判断是否一流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并无意义，公众需要的安全可靠便捷而快速，而不仅仅是快速，试想一下谁敢尝试无生命安全保障的快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白岩松在7月25 日的新闻1加1中反问，仅仅是技术先进，但是你的管理是否先进？运营整个给予的实验答案是否是先进，监督是否是先进，对人的尊重是否先进，所有的细节是否先进，归根到底，综合下来你的运行能力是否先进。这样的诘问值得深思。在我看来，常识对于领导者重要，对于新闻发言人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我们发言的时候，真的，要想一想常识！要想一想尽量不说、少说、或绕着说的，也是要遵守常识的话。
再请你原谅老弟的多嘴和直言。从你7月24日新闻发布会往前回溯，您近期有关高铁的发言和采访，值得你和许多新闻发言人思考：一是把好事如何说好。我国开通高铁当然是件好事，天大的好事，对于中华振兴中华民族、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但高速不等于高调，更不等于漫无边际的吹嘘，从传播学上讲，受众的胃口提高之后，会对事物有更加高的标准和严的要求。而一旦做不到，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的话，好事不但说不好，甚至还变成了坏事。比如人们从最初的仰望高铁，到现在的谈高色变，除了事情本身之外，我们的宣传是不是有点负面作用呢？二是如何把不好的事儿好好说。还以高铁为例，7·23特大事故当然是个灾难，是件不好的事，把不好的事情，千万不要想方设法说成好事，许多人有这样的习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千方百计想捂住，捂不住全面捂局部，局部也捂不住了就瞎说，或者硬撑着说，就是不实话实说，不好的事再怎么描也不能成好事，怎么能让受众服气。上海高层大火事故发生后，俞正声韩正等领导同志的表现可谓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样板，既是如何处理事件的样板，也是如何把坏事好好说的样板。俞正声同志就几次主动提出这样一场灾难值得上海人民永远记住，甚至在市委的工作报告中，他增添上了这部分内容，比之铁道部在胶济线铁路灾难人们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又发生了“甬温线7·23特大事故”，真是鲜明对照。一句话，把好事说好，把不好的事好好说，通俗的道理，我以为却值得所有领导和发言人琢磨并身体力行。
勇平兄，我十分敬佩你的敢说、爱说，至少经常召开新闻发布会，做客网站和接受采访，敢于面对记者。与许多卸任时公众还叫不出名字的发言人相比，与许多只会说领导官话的发言人相比，与许多根本不开新闻发布会、也不到网站做客的发言人相比，你是佼佼者，至少迈出了敢说话这一步。我只是希望你在敢说的基础上，再会说、善说一点，而做到会说、善说，首要的就是真实和诚恳，还要努力把好事说好，不好的事好好说，这需要技巧，也需要锤炼，我以为更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智慧和处事哲学。我做得不好，但一直在追求着，就此我们共勉吧！
7月27日《环球时报》社评有一段话值得当下中国所有官员，特别是新闻发言人思索：“可以预见，将不断有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卷入公共危机中，它们在舆论面前的笨拙将不断显现。这些笨拙将给中国的大形象抹黑，并将一点点损耗中国的政治资源。因此这个问题应当受到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这话太好了，我在讲如何把好话说好、把不好的话好好说的意义时，总是尽所能的给各部门官员如是说。不知道今后我们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怕事情发生，事情发生了，处理得好、表达得好，政府的威信就高一层，相反，处理得不好，表达得不好，政府的公信力就削弱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和所有正在从事新闻发言人工作的人们一样责任重大啊！公众期待着、我也期待着你和你们有更精彩的，更让大家心服口服的表现！
就在我写就此信之时，得知温家宝总理已赶到事故现场慰问和检查，特别是在事故现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正在回答记者提问。高，高，实在是高！温家宝总理在与媒体打交道、坚持公开透明方面真是一个标杆，也实践着一个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常识。
因为我已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站着说话不腰疼又爱之深、急之切且求之高，说了许多，望老兄海涵。更希望老兄多多保重身体，工作顺利！
顺祝
夏安！
愚弟：旭明
2011年7月28日
(来源: 王旭明的博客
反拆迁攻略
作者:terryj 2011-04-28 01:41 星期四 晴
特别声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免责声明：本文仅供娱乐，未经许可，不得模仿，模仿者引起的一切后果与本文作者无关。
使用人群：正当居住权利收到非法、无礼侵害的无辜、心理智力健全的平民。
禁忌人群：脑残者、心理不健全者、无完全行为能力者、确实贪得无厌者，失意报复社会者、心理扭曲只向妇女儿童下手者及其他一切精神病院候补人群自觉回避。
老实说，每次看到诸如强拆，苦主自焚抗争的新闻，比如4月23日株洲这次，我就觉得无法理解。也不知道是谁开了这么个头，好像无权无势的屁民碰上这种事情就只能把自己做成叫化鸡一条路可走。死了吧其实之后的计较也没啥意义，倘若万一抢救过来了，无一不是面目稀烂，真不知道下半辈子还有啥活头，要命的是，一边被那些看客们讨论焚完了跟烤肉的味道有多大的相似度，一边被上边歪曲成给人“刁蛮、难缠和预谋的印象”的“突发，失控，贪婪”的刁民形象，划不来啊。自残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况且都勇于自焚了，想必是生死其实已在度外，何不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呢？
所以我准备写点攻略，探讨下明路。
所谓民不与官斗。现在的强拆很多是黑白两道勾结的，而且发生的地方，是那种本来就有点无法无天的地方。倘若是国家出于其他大部分人的利益，对抗这种拆迁真的无可能赢。本文讨论的场景是：利益集团假借ZF名义，勾结匪类，强拆夺取屁民资产牟利。这种情况之所以可为，是因为那边的很多勾当其实见不得光，未必能动用正儿八经的国家机器，强拆的乌合之众见过的世面有限，人多也未必干得过硬茬。鉴于强拆的目的实质是土地，所以整栋单元楼的这种情况也不在讨论之列。
其实把完全正当的国家项目这种排开，是因为在训练有素的武警面前，我后面要讲的很多东西确实是个笑话，只能糊弄下业余人士。中国跟美国不一样，老美那边要是有人梆梆敲门，很有礼貌的说，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要拆你们家房子。你就可以笑容可掬的提搂出一挺史特林出来，说，拆呗，你们试试看吧？咱们这边必然是冷兵器为主，稍微有点杀伤力的早就给禁到姥姥家去了，那怎么办呢？
还是有办法的，我觉得以下装备必备，或者自制，没错，基本都是易燃易爆的，需要安全第一：
1. 弩弓。这东西随便卖，其实对于干倒带头的，震敌狗胆作用不小。
2. 汽油/煤油。在外围挖条壕沟，辅以电线，浇上油，可以构建最粗糙的警戒圈，配上可乐瓶子和布条，可以做燃烧瓶，如果自己能DIY出一个投石车，那就更理想了，对付推土机，车辆必备。
3. 礼花包括特别粗的二踢脚等。有一种专门放二踢脚的形如火箭炮的架子，能够连续自动击发，如果平射，崩出去是有威慑的。
4. 大喇叭。至少用来不间断播发严正警告，就像很多小店门口的“好消息好消息，我店新到一批XXX，厂价销售，跳楼大甩卖，吐血大酬宾…”那种。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以下的适合半专业人士:
1. 礼花炮。很多婚庆公司有，真的是钢管的炮，如果要增强威力，需要对炮弹做点改进，加入铁钉，碎玻璃等。
2. 空气压缩机。这个受射钉枪启发，算是比较弱的动能武器，改进后，应该能实现批量射钉，片杀伤匪徒，缺点是重新压缩耗时间，还得备着发电机。
以下适合高级人士
1. 高压丙烷气罐改装火焰喷射器，需要比较高的技巧，否则未及伤敌，自己先挂了，但是一旦出现这个，当地的武警必然要出场。
2. 舆论攻势，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事情和你的事迹，这个也许是成败的关键。
我想要这样干，在天涯上开一贴，刚开始可以把大致的情况讲讲，然后把你手里的干货拍几张照片一放，网友一看有料，赶上直播了，那兴头就来了，不火都难。要是碰上几个正义感特强的，特事儿的搞点啥声援啊，现场观光啊，那这个势头就更有利了。也要利用微博这样的平台，时不时来点更新，为了房子保卫战，整个3G应该是合理投入吧？保卫房子这事儿不能单枪匹马的干，起码你拿着弩弓英姿飒爽的照片得找个人帮着拍不是？跟别提晚上轮流放哨了。
总之，这个时期可长可短，反正要准备长期抗争，原则是，一开始不能让人探到你的实力，等拆迁队浩浩荡荡开过来时，打他个猝不及防，下手不妨狠点。你若不一下整他十来个躺到医院，对对方不会形成压力。一旦暴露实力，而第一时间自己没有被爆头，那防偷袭就是第一位的了。人家可以以逸待劳，你得时刻提防。不过这事儿我也想好了，一旦晚上发现风吹草动，自己赶紧闪人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势已去，剩下没烧完的油，没爆完的气罐子，火药等，可以等他们靠近了，遥控爆掉。
完了么？我觉得其实才刚刚开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马上奔赴火车站，不管去哪儿的车，先跑掉。然后伺机去，比如三亚，尤其是当你长的比较像东北人。最好买硬卧以上的票，这个不实名，而且乘警基本不查。到了之后找个靠渔村的小角落，租上半年的房子，每天买点新鲜的海鲜，水果，好好养养精神，调整一下之前对抗造成的筋疲力竭。每天游个泳，锻炼好，最好把自己练得跟 失落的密符中的 迈克拉一样。之所以有这样的计划，是因为有一年从沈阳飞深圳，旁边坐了一东北老头。已退休，孩子也大了，他每年一个人去三亚待半年，几百块一个月租个房子，每天花几十块买海鲜自己煮着吃，每半年下来，百病俱消，总体上只花5000来块钱，算是一种很不错的生存状态。据他所知，有这种情节的东北人不在少数。
拆房子这事儿，不是国家挑头，那总是冤有头债有主的，其间就可以收集谁是幕后黑手，家在哪儿，家里都有那些人，平时怎么活动，车号是啥，有无保镖，还有那些产业… 了解清楚了就可以定下行动计划了。在少则半年，多则三年的潜伏之后，我觉得可以静悄悄的回去执行下一步的行动了。但这事儿你得想好了，这是条不归路。
如果是别墅，或者独栋，绕过保安和基本的安保系统还是要做好功课的。手段我觉得可以借鉴伯恩的做法，晚上进去把煤气管子扯掉，把杂志塞到烤面包机里边，自己在外边看爆炸之后有无活口。一般情况这种爆炸猛烈，而且比较容易毁灭痕迹。如果只是希望煤气中毒，这个效果完全无法评估。或者假如就是胡文海他们村支书和村主任那种的，可以趁过年过节人员集中的时候动手一锅端，如果你轻而易举被几个老娘们放倒，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反正伪装成送水的，送外卖的，煤气检修的，快递公司送礼品包裹的，叫开门应该不是难事儿。如果对方住单元楼，我觉得还是从车上下手吧，目前国内很少看到遥控汽车爆炸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之后还不解气，想把对方的产业也一锅端掉，比如楼房吧，我估计很难搞到足量的炸–药，还是用火比较靠谱点。选个休息日，免得多无谓的罪孽。
义士杨佳，在他们不给他一个说法时，他给了他们一个说法，现在你给了很多人一个说法，那你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不用折腾逃亡了，你看萨达姆被从地坑里边弄出来那狼狈样，还不如当初就英勇而从容的就义呢。
所谓知易行难，以上的纯扯淡旨在启发思路，在一个完全无法保证自己利益的社会里边多些有力的抗争，说不定能净化社会空气，那就善莫大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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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izens' Parlia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