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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Archives: May 2011

图注:广东汕头塔山文革博物馆展示关于道县和大兴县惨案的资料

《炎黄春秋》:性虐待比日本人狠 “文革”北京红卫兵开水浇市民 肉已熟尸体被扔爬满了蛆。。。

本文直接来源:http://blog.renren.com/blog/225887484/728524913

一、缘起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 “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 。“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还应该继续遣送。所谓“处理办法”就是5天前发布的“318布告”。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

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

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

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载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 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 “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 “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二、采访老韩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

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831事件”。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这天。

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话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 月1 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

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 ‘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人总爱有因果报应的善良愿望。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些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报应么?”老韩说:“有什么报应?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到处分。死了的人,连家属都没剩,谁替他们喊冤?”韩夫人说:“反正好几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可惜,这种报应未必报到了作恶人的身上。

三、来到大辛庄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是污染程度非常严重的5级。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 月1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是毛泽东、林彪赞扬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行为,从49年以来就建立了,59、61年又两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 及其后代,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可是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层出不穷。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否定。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

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传达和煽动。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8月24日就开始杀人,到9月1 日已经杀了34人,还关押着108人准备逐渐杀掉。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社南面8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后来才恢复了热闹。”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到如下处理: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 8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 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 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

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宰着一切!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已经77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61岁,“文革”那年他27,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据他说,66年8月30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回家。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明白自己并没有处决他人的权力。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要到大兴县去过问此事。

9月1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况且,他们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当初动员会上,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老刘说,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他们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们安心。这些 “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68至69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70至71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86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66年8月27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53人,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计98人。

98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 “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人,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 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2000年3月20日,我见到了张连和先生,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来人“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

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和“要求杀绝,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那个年代,想给谁扣个“帽子”非常容易,向着“阶级敌人”说话,起码算得上“阶级立场”有问题。这种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可见当时的恐怖场面。

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他难过地说:“都死了。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屠户”,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

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他说,67年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从此再也没有消息。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均未得到回音。

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我又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付村长,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49至63年间,给老王定为中农,到了63年以后,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把他的成分改为地主,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没有杀人,否则绝对逃脱不了厄运。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一个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谭润方,死得都非常惨,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的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单位没放,总算躲过了这个劫难,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他们上中学的妹妹,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55岁了,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她想起亲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自然对家庭也没有了兴趣。

老王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们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们也押来陪斗,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又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的头上、脸上乱打。

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虽然游斗校长,并没有想要他的命。“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个人的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为的是能不还。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五 结束语

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

在采访的时候,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周围都是沙包地,惟独那里是胶泥地,产粮多;那里还是个“文化村”,出过许多“文化人”。这么一个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

我想,通过一个一个地区的调查,我们会解开这个迷团。

来源:

作者:谭合成

出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12月

发行日期:2011年1月

ISBN: 9789881895608

该文选载于谭合成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北京著名历史月刊《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曾撰文作序《鲜血使人猛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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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发本文的目的只有一个: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惜和平,不要被一些企图为“文革”平反的错误思想蒙蔽。

杜培武——一名被冤枉的警察

杜培武——一名被冤枉的警察

作者:黄广明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点击数:7403 更新时间:2005-5-28 9:37:09

  不愿穿警服的警察

  如果不是真凶意外落网,杜培武现在还呆在监狱里

  “走运?我还能叫走运?!”杜培武指着当天昆明某日报的一则评论,语气逼迫。

  评论的标题叫《聂树斌没杜培武走运》。

  如果聂树斌真被冤死(聂树斌案的报道见前文),在一般人看来,他确实没有杜培武走运,两起案件中,相同的是血腥命案、警方胜利宣布告破,“凶手”“罪有应得”地被判死刑,然后是杀出个落网真凶,警方才发现抓错了人……

  不同的是聂树斌已死,而杜培武还活着。

  自己的“幸运”是相对聂树斌而言,杜培武不会没有这点理解力,他曾被认为是精明能干的警察,大学学的是刑事侦察。但是,了解了杜培武这些年来的经历后,记者深深理解了他为何如此偏执地抵触用“走运”二字来形容自己,即使是相对于已经做鬼的聂树斌。

  冤案:警察制造,警察受害

  数年前,杜培武也曾是广为人知的新闻人物。杜案极富戏剧性和传奇色彩,这起案子中,被害人是警察,真凶曾经做过警察,冤案的制造者是警察,受害者还是警察。

  1998年4月22日上午,昆明警方接到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报告:一辆昌河牌警用微型车内,一对青年男女殒命枪击,弹头和弹壳散落在车内,被害人情状惨不忍睹。

  经确认,死者的身份也让警方大为吃惊——男性死者是33岁的昆明市路南县(现更名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女性死者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警察王晓湘,时年30岁。两名警察遇害,案情非同小可。

  警方初步调查后认定此案属情杀,王晓湘的丈夫、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成为惟一的嫌疑人。案发5小时后,杜培武被警方留置盘问审查,从此失去人身自由,那年他31岁。

  在经历公安局侦察、检察院起诉后,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杜培武不服,认为“没有杀人,公安刑讯逼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枪在哪里?这始终是控方证据方面的一个重大缺失。杀害两名死者的凶器,正是死者之一的王俊波携带的手枪。在诉讼的所有阶段,杜培武始终无法供述案发后枪支的准确所在。

  省高院在审理该案后,审查了一审确定杜培武作案的证据中的疑点——包括取证问题、鉴定时间问题、刑讯逼供问题、以及作案时间、作案动机等等。认为该案的主要证据真实,但存在的疑点不能排除,于1999年11月12日留有余地地将杜降格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后,杜培武被投入监狱改造。

  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个特大杀人盗车团伙,该团伙犯下十几条命案。其中一名案犯供述,1998年的王晓湘、王俊波被害案是他们干的。枪杀二王的真凶、曾是云南铁路警察的杨天勇等人就此落入法网,突击搜查,那把枪赫然躺在杨天勇的保险柜中,顿时证明杜培武显属无辜。云南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告杜培武无罪。

  刑讯逼供的后遗症

  “每到阴雨天,我的手指就发麻。”杜培武伸开他的五指说,经法医鉴定,杜培武的双手植物神经紊乱,这是电击留下的后遗症。“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地电,电池电干了当着我的面换电池。”

  在公诉方出示的全部证据中,惟一能够把杜培武与犯罪现场的物证联系起来的“证据”,只有杜培武的有罪供述。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有罪供述,全都是严酷刑讯逼供的结果。

  杜培武洗清冤情后,两名办案人员原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宁兴华、刑侦支队政委秦伯联被判刑讯逼供罪。检方指控,二人采用的刑逼手段包括:不准睡觉连续审讯;拳打脚踢或者指使、纵容办案人员对杜滥施拳脚;用手铐把杜吊挂在防盗门上,反复抽垫凳子或拉拽拴在杜培武脚上的绳子,致使杜双脚悬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杜培武难以忍受,喊叫时被用毛巾堵住嘴巴,还被罚跪、遭电警棍击打,直至杜屈打成招,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指认了“作案现场”。

  “你看,至今未消。” 杜培武给记者展示他腕部的疤痕,这些都是用手铐吊的。 经昆明医学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刑讯逼供导致杜培武双手腕外伤、双额叶轻度脑萎缩。

  两年半无妄的牢狱之灾,让今年38岁的杜培武头发掉了一半,也白了一半。“这是染过的,”杜培武指着自己的一头黑发说。在鬓角处,根根白发显露出原来的颜色。

  出事前,杜培武是昆明市戒毒所的民警,被公认身体好、精明能干,时常加班加点熬夜都无大碍,现在,“常有疲惫感,思考问题一两小时就觉得累。”

  杜培武的伤病主要是两次集中审讯造成的,一次历时11天,从1998年4月22日下午持续到5月2日,另一次历时20天,从6月30日晚上一直到7月19日,“不让睡觉,最长的一次休息睡了四个小时,最后困到坐着都可以睡着。”到后来,罚跪成了最轻的惩罚,对杜培武来说简直就成了一种休息。

  在刑侦队审讯期间,杜培武被办案人员用皮鞋跺头,一直跺到吐血。后来转进看守所,胸口的血块已经淤结,一直吐了两个月。审到最后,“精神肉体双重崩溃,只求速死。”

  在难以忍受的折磨之下,杜培武只好违心地承认作案,“光承认作案还不行,交待的细节还必须与现场证据吻合,我没有作案,只好胡编,稍有不对,就免不了挨整。”

  每一次刑讯逼供都让他刻骨铭心。

  “我是学刑侦的,应该说具有反侦查经验,都被整招了,你说整到了什么程度?”杜培武说,“不要再提这些了。”

  “刚上班的时候,我见到穿警服的人就害怕”

  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第一监狱,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杜培武无罪释放。回到家中,见到两年间陡然白发苍苍的母亲,杜培武不禁号啕大哭。

  杜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已经年过古稀的父亲原是复旦大学毕业生,1960年代支援三线建设来到云南,杜培武的姐、哥、妹都大学毕业,有的从事科学研究,在杜培武冤狱之前,这个大家庭成员都事业有成,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但在杜培武事发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原本退休在家的父母几乎一夜白头,杜培武三岁的儿子背着“杀人犯的儿子”之名,在昆明上幼儿园没人接受,只好回到老家山东,杜培武的妹妹为了给哥哥申冤,辞去了船舶设备公司的工作,专门到北京上访。

  记者提出见见杜的父母,杜培武拒绝了,“二老这两年好不容易平静下来,还是不要让他们再提伤心事了。”

  “伤害最大的还是杜培武本人,” 杜培武的哥哥杜培俭说,“肉体的伤害可以逐渐恢复,精神的创伤可能会伴随终生。”

  在杜培俭眼中,弟弟在出事前是一个积极上进,乐观开朗、热爱学习的青年民警,“出事前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事实上,案发那天晚上,杜培武正在单位学习,准备迎接几天后的中央党校法律本科班考试。从监狱出来后,杜培武变得沉默寡言,消积了很多。

  当身陷囹圄的杜培武重见天日时,他发现一墙之隔的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些年社会发展太快了,出来点菜都不会点了。”在生命的而立之年,杜培武白白耽误了两年半(加上出狱后的一年半,杜有四年没上班),出事前他本来已被提拨,只等正式任命,后来也黄了。

  杜培武很喜欢刘欢“从头再来”的那首歌,“我也希望从头再来,几年过去了,我发现已不可能。”杜培武说,“一是我年纪大了,二是心态大不如从前,三是我可能被上面有些人视为异类,毕竟我告过公检法单位。”

  杜培武说他本来在仕途上有前景,“25岁就到了科级,在同龄人中算领先的。”现在,“很迷惘,没有目标”,“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

  对杜培武来说,让他消积的不仅是现实的落差,更重要的是两年半暗无天日的生活片段已永远定格在了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从1999年2月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到同年10月20日高院终审改判死缓为止,杜培武都生活在极度的死亡恐惧中,因为这期间高院随时有可能向杜培武宣读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和杜培武同住的死刑犯先后有20多个被带走了,每次只要听到管教警察来监号提人的铁门响,杜培武就吓得颤抖不已……

  杜培武的妻子遇害已近7年,杜培武重获自由也近5年,尽管有人跟他说亲,他仍不愿重新组建家庭,“我现在心态还没调整好,等我儿子初中毕业再说吧。”杜培武的儿子现在上小学四年级。

  杜培武重获自由的次日,昆明市公安局就发文恢复了他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但杜培武迟至2002年10月才正式上班,期间他住院疗伤,申请国家赔偿……

  重返民警工作岗位半年后,杜培武仍不适应工作,“总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与警察已不是同一类人。”至今,杜培武如果能不穿警服,他一定选择不穿。

  “刚上班的时候,我见到穿警服的人就害怕,发了警服也不想穿。”

  很难相信这是从一个从警十多年、曾以自己的职业为荣的警察口中说出的话。当十岁的儿子表示长大要像爸爸一样做警察时,却遭到杜培武的厉声呵斥。

  重做警察后的转变

  杜培武从小想做警察。“侦破片看多了,觉得警察英勇神奇,向往像警察那样惩恶扬善。”1985年,他考上云南省公安专科学校,学刑侦专业。

  随着从学校走向社会,他发现警察这个职业并不像少年时代想象的那样单纯美好。这是一个承担正义使命的职业,也是一个被高度赋予权力的职业,无处不在的动用权力的诱惑,可以在顷刻间让正义摇身为邪恶。

  让杜培武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警察邪恶的受害者也可能是警察。

  刑讯逼供就是警察广为社会诟病的恶行之一,这种现象的认识基础在于“有罪推定”,即抓住一个嫌疑人,都假定其有罪。

  1998年6月,刑侦支队某领导对杜培武说:“杜培武你听着,我们已经查了,就是你干的。”杜说,“我没干,希望你们认真调查。”

  “是不是你干的,你都要背着,我们为了查你的案子已经两个多月没休息了,我们怎么交差?”

  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杜培武承认作案的供述有6份,否认作案的则有5份,杜在自己是否作案的问题上多次反复,如果加上没有笔录的,次数就更多了,但检察机关起诉书所列证据中,却只选用杜的有罪供述。

  后来以至有人说,是凶手给杜培武翻了案,而不是司法机关。如果不是真凶意外落网,几乎可以肯定杜培武现在还呆在监狱里。

  类似杜培武这样的“错案”在云南不止一起。1998年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刚纠正了富源县的一起错案,案件基本情况也是4个无辜者被抓,“打成”罪犯,首犯被判死刑,其他3人判有期徒刑,一年之后公安部门抓到真凶,才改判无罪。

  仅仅过去了两个多月,杜培武的悲剧再次上演。

  杜培武1988年从警,在出事之前,他做过多年警察。他坦言,情急之下,也曾对嫌疑人动过粗。这次从警察“沦为犯罪”的经历,让他换位思考,反思过去的工作方式。现在杜培武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工作,管理特种行业,查黄赌毒等,经常调查讯问工作对象,每次他都客客气气,端茶递烟,还告诉他们“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

  “从前办案我都是假设他们是有问题的,现在我对他们没有先入之见。”

  不久前,杜培武与原来同一监狱出来的狱友举行了一次聚会。两年多的牢狱生活,昔日他眼中的犯罪分子变成了他的同监,朝夕相处让杜培武对服刑人员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也有情有义,有正义感,其中不少人在杜培武后来打赔偿官司时还出来作证。

  “这些人是做过错事,社会上对他们有看法。但不管犯了什么罪,出来了就要一视同仁,毕竟他们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代价,”杜培武说,为什么现在出监后重新犯罪的多,就是因为歧视,让他们找不到重新生活的空间。

  杜培武出狱后,还看望过尚在服刑的狱友,送钱给他们用。

  “最关键的是要把所有人都当人看,犯罪嫌疑人是人,罪犯也是人,人人享有人权,有了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办的冤假错案会少许多。”

  云南司法界的反思

  杜培武冤案引起了云南司法机关的反思,2000年9月22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重申严禁刑讯逼供和严格执行办案时限等规定的决定》。

  10月23日,云南省政法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提高执法水平 确保办案质量的意见》,出台10条措施,强调树立证据观念,树立实体法、程序法并重的观念,树立无罪推定的观念;同时要健全和落实对执法责任行为的追究制度和赔偿制度。

  一直顶住压力为杜培武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刘胡乐表示,杜培武冤案是云南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司法机关痛定思痛,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防止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的发生,比如从前看守所的审讯室都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现在则被撤下,改成了“严禁刑讯逼供”;原来可抓可不抓的一定抓,可判可不判的一定判,现在则相反,一定程度上树立了“疑罪从无”的现代刑事诉讼理念。

  “任何社会进步都要有人作出牺牲,希望我的痛苦能够警醒执法者,希望冤案尽可能少地发生。”杜培武说。

  家庭毁灭、事业中落、青春虚掷、病痛缠身……今年38岁的杜培武正努力淡忘六七年前的那一场噩梦,但是,那场噩梦现在却经常带给他一个真正的梦魇——他时常梦到监狱、枪决、死亡,梦到他还关在里面,“谁都知道我冤,就是不放我出去”,一种极度的绝望无助,然后惊醒,一身冷汗……

被禁好文: 《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29条区别》

被禁好文: 《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29条区别》

Posted: 21 May 2011 07:30 AM PDT

1,民主国家依靠契约治国,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公平的含义;专制国家依靠恐惧治
国,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刀枪的含义

2,民主国家的人民拥有讽刺和批判当权者的权利,专制国家的人民必须统一思想

3,民主国家大多不举行阅兵式,因为不需要对公民炫耀武力;专制国家很多举行
阅兵式,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统治

4,民主国家无诚信者出局;专制国家不服从者出局

5,民主国家舆论多是指责政府,说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做、不该
如何做;专制国家多是教育人民,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 何做、
不该如何做

6,民主国家在信仰方面经常自由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国家在信仰方面不允
许有争论,只能信奉一种主义

7,民主国家讲人性,专制国家讲动物性

8,民主国家是用法律来保护公民,用法律来制约政府;专制国家是用法律来保护
独裁,用法律来统治群众

9,民主国家的人民用法律来制约总统;专制国家的领袖用法律来压迫人 民主国家
讲人权,专制国家讲生存权,讲国权

10,民主国家的国家有的总统子女失业;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的子女是金枝玉叶、将
门虎子,当然衣食无忧

11,民主国家的国家秘密少;专制国家的国家秘密多,甚至子女的职业也是秘密

12,民主国家有人想当官得往下跑,争夺选民的选票;专制国家有人想当官得往上
跑,领导才能给你官位
13,民主国家有候选人;专制国家有接班人

14,民主国家的总统及亲属一举一动受舆论监督;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其家人、家
事全是超级绝密,不准议论,更别说有事追究

15,民主国家是制约权力机制,就是要人人权利平等;专制国家是管理群众的权
力,等级制度是最好的管理方法

16,民主国家的总统是人民公开讽刺幽默的对象;专制国家的领袖是仅供人民顶礼
膜拜的偶像

17,民主国家讲自治,专制国家讲统治

18,民主国家由人民选择政府,专制国家由政府选择人民

19,民主国家的总统靠赢得民心而执政;专制国家的领袖靠暴力、谎言而把持政权

20,民主国家讲得民心者得天下,专制国家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1,民主国家可以组党,甚至组成共产党;专制国家不能组党,组党就等于叛逆

22,民主国家的总统视人民为主人,关注人民的呼声,替人民办事; 专制国家的
领袖视人民为草芥,居高临下,任意支使

23,民主国家的领袖积极和民众交往,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选票;专
制国家的领袖积极和将领交往,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的支 持

24,民主国家动用军队救灾是自己的义务;专制国家动用军队救灾应该得到感恩

25,民主国家的总统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要充分了解民意、顺从民意;专制国家
的领袖为了一己私利,肆意妄为地强奸民意、愚弄民意

26,民主国家不敢认为人民素质低,因为依靠人民的选票;专制国家说人民素质
低,不适合搞民主

27,民主国家总统的命运被人民掌握着;专制国家人民的命运被领袖操纵着

28,民主国家的总统为人民服务是应尽的本份; 专制国家的领袖发点善心是对人
民的恩赐

29,民主国家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专制国家不允许集
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除非在领导之下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 自由。

今天是8个遇难学生的生日#512Birthday【推友@kirk1031】

kirk1031: 五月二十一日。今天是8个遇难学生的生日,他们是:邓子豪,李琴,卢月新,牟芯瑶,尚巧,蹇锐,宋恩,孙梦琪。#512Birthday
[ ID: 71587798372724736 ]

*8) kirk1031:* 邓子豪,男,2003年5月21日,洛城小学 ,5岁。#512Birthday
[ ID: 71588014920445952 ]

*7) kirk1031:* 李琴,女,1991年5月21日,北川中学高一二班,17岁。#512Birthday
[ ID: 71588151365337088 ]

*6) kirk1031:* 卢月新,女,1996年5月21日,映秀小学 五年级一班,12岁。#512Birthday
[ ID: 71588196185673728 ]

*5) kirk1031:* 牟芯瑶,女,2001年5月21日,曲山小学 一年级三班,7岁。#512Birthday
[ ID: 71588238464262145 ]

*4) kirk1031:* 尚巧,女,1993年5月21日,向峨中学初二二班,15岁。#512Birthday
[ ID: 71588287466311680 ]

*3) kirk1031:* 蹇锐,女,2004年5月21日,遵道欢欢幼儿园 中班,6岁。#512Birthday
[ ID: 71588380600832001 ]

*2) kirk1031:* 宋恩,男,1998年5月21日,新建小学四年级二班,10岁。#512Birthday
[ ID: 71588519558127616 ]

*1) kirk1031:* 孙梦琪,男,1999年5月21日,曲山小学 三年级四班,9岁。#512Birthday
[ ID: 71588549811642368 ]

人物视频:参加革命的留学生【全译CNN】

Benghazi, Libya (CNN) — Twenty-eight-year-old Bashir says he used to have an idyllic life: A well-paid job as a software developer, good friends and comfortable surroundings in Canada.

利比亚班加西(CNN报道)——28岁的Bashir说他之前过着安逸的生活:他是一名在加拿大工作的软件工程师,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三五好友,生活环境非常舒适。

“I’m a guy who smokes, listens to rock and roll, and enjoys my life,” he says.

Now he’s sleeping in a tent, eating rationed food and learning to shoot a rocket-propelled grenade (RPG), among other weapons, in the rebel stronghold of Benghazi in Libya.

“我是一个喜欢抽烟,听摇滚乐,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说,“现在我在反抗军的大本营班加西,睡在帐篷里,吃着配给的食物,学习使用RPG和其他武器射击。

Bashir is originally from the capitol Tripoli. His family members still live there. He is one of several men in a newly formed fighting unit made up of others who decid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land to fight against Moammar Gadhafi’s regime.

Bashiir是的黎波里人,他的家人还住在那里。他是这个新组建的战斗小队的成员之一,这个小队的成员都是从海外回到祖国反抗卡扎菲政权的人。

The drastic decision to leave his comfortable life in Canada was prompted by the bloody images he was seeing on the news every night.

每晚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些血腥的画面,促使他下了强烈的决心,放弃在加拿大舒适的生活。

“I tried to stay there and live with it, just to send money or collect donations and go and protest and stuff. But I realized that that’s not enough. And I could not sleep; I could not work.”

“我试图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发生,只能通过给反抗军寄钱,组织捐款,去抗议。可是,我发现这远远不够:(想起祖国)我就无法睡觉,也无法工作。”

Bashir has no trouble working now and he says he has a lot to learn. For one thing he’s never held a gun before. He is one of more than 85 men, many from abroad, who now live together, train together and pray together on a walled piece of property loaned to them by a rebel supporter.

Bashir现在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他说,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他以前从没碰过枪。他是一个超过85人的团队中的成员,这其中的很多人都来自国外,他们现在一个反抗军借给他们的封闭营地里,一起住,一起训练,一起祈祷。

The man they agreed to make Commander, Mahedi, has come in from Ireland. Some of the others say they arrived from France, Greece, Poland, Italy, and Spain. None have previous military experience so they are being trained by older men in Benghazi who do.

Mahedi says his fighters are broken up into groups: The fittest are training to be special forces, the others are learning urban warfare.

他们推举的指挥官Mahedi来自爱尔兰。还有一些人来自法国,希腊,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他们中没人有过军事方面的经验,所以班加西派有经验的人来训练他们。Mahedi说,他的战士们被分成了几组,最合适的人选被训练成特种部队,其他人在学习如何进行城市作战。

In the compound the men are tested on things such as taking a Kalashnikov apart and putting it back together. They head out to the beaches of Benghazi for mortar target practice.

这个营地里的成员必须通过一些测验,例如拆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再把它装好。他们去班加西的海滩上进行迫击炮瞄准训练。

The mortar rounds reach long distances so they shoot them out to sea trying to get a hold on how to hit a far off target. Every now and then they have to stop as a small fishing boat slowly cuts through the green-blue water.

迫击炮的射程可以达到很远的距离,他们向海里射击,学着掌握如何打击远程目标。时常有小渔船从蓝绿色的海面上慢慢开过,这时候他们不得不停下来。

Then they pick up their Belgium FN rifles and begin target practice on the canisters that used to hold the mortar rounds. They are propped up on the sand facing the water. Only one of them manages to hit his target. They cheer. It turns out it is easy to pick up a gun, but not so easy to hit your mark.

接着,他们拿起了比利时FN步枪,开始进行瞄准练习。他们背靠沙滩,面朝大海,朝着那些用来测量迫击炮射程的罐子射击。只有一个人射中了目标,他们欢呼着。这说明拿起枪容易,射中目标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Most of the men wear masks giving them a menacing appearance, especially as they tote their guns across the backs and chests.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戴着面具,看起来外表狰狞,特别是在他们背后和胸前背着枪的时候。

The men say they wear masks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be identified for fear they will be recognized, making their families a target.

他们说,之所以戴着面具,是不想被认出来,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被认出来,他们(还在卡扎菲控制区)的家人会成为卡扎菲政权迫害的目标。

They want to make clear they have no political or religious agenda beyond their mission to defend their families and further the revolution by helping to oust Gadhafi.

“We are just civilians. And we are just here to get them out and that’s it. I am going to throw my guns (away afterward),” Bashir said.

他们想要澄清,他们没有什么政治和宗教上的议程能够超越他们保护家庭以及进行革命,完成赶走卡扎菲的任务。“我们只是平民,我们只是要把他赶出去,我们的目的也仅限于此。赶走卡扎菲之后我会扔掉我的枪。”Bashir说。

Bashir’s family doesn’t even know what he is up to. They know he is in Libya but they don’t know why. He’s afraid to tell them because he suspects their phones may be bugged.

Bashir家里甚至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他们知道他在利比亚,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不敢告诉他们是因为怀疑他们的电话可能会被窃听。

So he trains in secret with the others, waiting for the chance to complete his mission.

所以他和其他人都在秘密地培训,等待着完成任务的机会。

民主最前线【节译波兰外长文章

来源: “比老榕年轻“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179f4401017yqk.html

欧洲需要身先士卒去引导和灌溉利比亚新生的民主运动。

本周,我飞到班加西和利比亚临时国家委员会会面,与我同行的还有欧盟特使Catherine Asthton以及北约的联络人员。

自从利比亚危机以来,我是前往利比亚的第一位西方的外交部长。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回忆起20年前我的祖国波兰,在象征着冷战结束的柏林墙倒塌后仅仅6个月,举行了波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从极权统治下的过渡:1989的波兰是和平的,而今天的利比亚则是流血和战乱,人们艰难的做着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选择。应该怎么对待前政权的那些恶贯满盈之人,如何处理前政权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以及他们的秘密档案?应当取缔前执政党吗?怎么样才能够保证军队和警察被民主的文职力量所掌控?宗教信仰应该在公共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宪法应该定义一个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政治体制?

20年前,东欧做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当时,结果或许一飞冲天或许一蹶不振。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半岛各国,前苏联,中亚各国和东德,人民分别做出了各自痛苦的选择。

他们选择的结果提供了重要的范本。所以今天的阿拉伯改革者们能够吸取我们的成功经验,避免再走我们的失败的路。

我们中欧各国都品味过…的痛苦。我们也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去取代他:构建在现代欧洲民主价值上的政治系统。构建民主框架需要时间,纪律,痛苦和耐心,而它终将给你回报。今年七月,波兰将首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我们将在未来的六个月内承担领导欧盟事务的重任。

在波兰痛苦的历程中,我们明白了构建并履行一个清晰而且合理的对未来的规划比要求改变和反抗压迫困难得多。不是所有大众对自由的要求都会取得成功,在混乱当中,保守势力也会浑水摸鱼。

伊朗的宗教革命对于伊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1991年白俄罗斯获得独立,但从1994年开始,总统Alexander Lukashenko为了权力就无耻的重归XX主义的怀抱。欧洲在民主事业上仍然是在努力。

今天,纵观整个北非,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要求能够掌控他们自己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看上去都似乎在改变和前进。

在摩洛哥,国王宣布进行宪法变革,包括保证在国家事务上的公众参与,独立司法以及新的区域分权。这种审慎而且包罗万象的改革是其他锐意改革的国家的典范。

阿拉伯世界的改革者们将会获得卡塔尔以及半岛电视台的强有力的支持,卡塔尔在利比亚事务中提供了强有力领导的一个典范,而半岛电视台则是该地区真正的变革力量。

现在那些渴望变革的人民正和贪得无厌并用暴政禁锢了利比亚40多年的当权者进行着一场生死大战。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联军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人民,该决议也获得了阿拉伯联盟的支持。我们北约用适度的军事行动阻止卡扎菲政权去袭击平民目标。全世界的政府都冻结了卡扎菲政权的海外的非法资产。这些利比亚人民的民脂民膏应该用来利比亚反对派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

我到班加西的目的是评估利比亚反对派和临时委员会的意愿和可靠性。我们为班加西医疗中心带去了医疗物品,这样那些受伤的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救治。

前政府的高官和前政府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会坐在一起讨论和决策,这似乎不可能。但今天他们团结在一起并一致认为利比亚应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使我想起1989年波兰的“圆桌会议”,团结工会和掌权…者一起协商如何让当时的政权寿终正寝。

我和临时委员会的主席Mustafa Abdul Jalil,副主席Abdul Hafez Ghoga以及国防部长Jalal Dheili进行了坦率的交流。他们对国际社会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并用情绪强烈的话语向我们表述了卡扎菲对其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我对他们说,我们将临时委员会作为利比亚新的合法的对话者,并准备支援他们,同时也希望临时委员会能够达到一个透明民主政府的最高标准。他们必须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计划–虽然革命的良机他们把握住了。波兰会协助培训临时委员会的官员。

通过这次访问,我有两方面的消息要转达给欧洲领导人。第一,利比亚临时委员会是我们目前的最佳选择。他们的领导人正精诚合作,努力给利比亚带来真正的变革。我们应当支持他们。

第二,在欧洲对北非各国给予财政援助,建议和培训的同时,这些国家需要找到他们自己的路子实现和平和繁荣。让我们欧洲各国合作一致并谦逊的完成这一任务。欧洲的前…国家能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做出特殊的贡献。总而言之,我们明白可持续的变革需要一个国家自己的人民动员起来并承担责任,而不是只依靠好心但有时聚焦在错误方向的外部力量。

波兰已经做好准备引导这场变革,不论以自身的名义或者以欧盟轮值主席的名义。比如,前总统瓦文萨最近访问了突尼斯,帮助他们进行有效的宪法改革并修改选举法。

北非人民知道他们不需要什么,不会接受什么。但是他们现在正奋力辨别哪些是他们所想要的,以及如何得到它们。就我在班加西所见,利比亚的新领导人非常可能成为我们良好务实的伙伴,并制定出实际有效的政策。

作者Radek Sikorski是波兰外交部长。本文最早发表在Project Syndicate。

外长先生,非常抱歉,我们翻译时删除了个别…词。敬请理解。

《缅甸共产党蜕变史》读后感

《缅甸共产党蜕变史》读后感

1. 任何主义都是由人的活动体现的,对任何主义都不能盲从,听其言观其行。

2. 中国的史料都说缅甸持续到现在的国家分裂是英国殖民者造成的。以克钦族为例。但是实际上现在缅甸的各支武装割据力量都是原来缅共的军队,都是中国扶植起来的,而且里面有很多中国知青。

3. 2010缅甸大选前后,缅甸政府频繁访华,原来是有很多事要谈的,中国在缅甸国内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4. 所谓“不干涉内政”,原来也不是什么不可置疑的真理。

附:

缅甸共产党蜕变史 (来源:百度百科)

缅甸共产党正式成立

  1936年,后来在50年代末期成为缅甸政府总理的吴努与民族英雄昂山,在仰光大学的学潮中,被校方开除,他们加入了要求民族独立的“我缅人协会”。1937年,仰光大学学生会领导人德钦登佩进入“协会”的领导层,“协会”的领导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当时的领导人是:昂山、吴努、德钦丹东、德钦梭、德钦巴欣等人,他们中间,许多人当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后来缅甸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9年8月19日,缅甸共产党正式成立。昂山被选为总书记。党的领导人还有德钦巴欣、德钦梭、德钦巴丁。

  缅甸共产党从一开始,内部就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在成立不久,年青的知识分子领导层在思想认识上就分为了两派。一派是以昂山为首的主张学习中国共产党所走得争取独立的斗争方式,向往延安。觉温等人是昂山忠实的追随者;一派是以负责学生工作的德钦巴欣为首的亲苏派,主张应该争取到苏联的援助,支持者是德钦梭等人。不过,当时两派在坚信共产主义上是一致的。所以,有了昂山的延安之行。

昂山的延安之行

  1940年8月,昂山带着缅甸共产党的介绍信到中国。从水路抵达厦门时,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软禁。昂山当时权衡再三,感到利用日本人逐驱英国人不失为一良策。于是,便从厦门前往日本。1941年3月,昂山秘密潜回缅甸,召集当时的“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觉迎、巴瑞等开会,商量“联日反英”事宜。10日后,就有了缅甸历史有名的“三十志士赴日本”的记载。事实上,昂山此时也已经脱离了缅甸共产党。

  1941年,日本入侵缅甸,新的殖民统治不仅更加疯狂的对缅甸资源进行了毁灭性的掠夺,同时,对人民也施以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缅甸独立军15000人被解散,组成了3000人的国民军,由昂山任司令。但实际大权掌握在日本“顾问团”手中。1943年8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了“缅甸独立”的闹剧。巴莫担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昂山为国防部长,吴努为外交部长。

  由德钦梭与德钦丹东领导的缅甸共产党,于1943年初,在下缅甸的缅因德达耶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德钦梭做政治报告,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活动。德钦梭被选为总书记。

衰落

  1944年8月,德钦梭秘密到达仰光,与昂山等会谈,由双方发起成立一个团结抗日的组织。1944年8月到9月,各派抗日力量领导人在吴努家中举行了会议,决定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昂山任最高领导人,德钦丹东任总书记,德钦梭任政治领导人,奈温也量重要领导人之一。发表了《逐驱日本法西斯》的“声明”。

  至1945年5月,“同盟”已发展成为缅甸最强大的政治组织,成员达20万人,掌握武装力量1万余人。

  “二战”后,英国重新回到缅甸,由于昂山与英国人的密切关系,“同盟”内部在对待一系列与英人合作与独立形式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缅甸共产党对于昂山的“中间路线”进行了强烈的抨击。1946年10月10日,由于共产党批评昂山镇压罢工,“同盟”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缅甸共产党排除出了“同盟”。

  1947年2月9日至12日,昂山与掸、克钦、果敢等族的代表及英国政府的代表,在班弄签署了历史性的《班弄协议》,承认民族平等,强调了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同年7月19日上年10时,昂山在他的办公室里遇刺身亡。终年32岁。

  同年10月7日,英缅双方签定《英缅条约》,英国政府承认“缅甸联邦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条约》于1947年11月上旬、1948年1月1日,分别被英国、缅甸临时议会通过。

  由于缅甸共产党与吴努在《条约》的独立条件上发生重大分歧,1947年11月,吴努与缅共关于团结的谈判破裂。

  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告独立。

矛盾斗争加剧

  与此同时,缅甸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斗争,进一步加剧,终于出现了“红旗共产党”与“白旗共产党”两种力量的存在。德钦梭是“红旗党”的代表。他在二战后,秘密赴苏联学习“经验”。回后,在缅甸中部地区组织了武装。“红旗派”的武装并没有因为其“红旗”的称谓而壮大,在缅甸独立后,其日渐衰败。武装力量在政府军的打击下不断地削弱,活动地域曾经退守至缅印边境一带。但是,仍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厄运。“红旗”勉强坚持到了1972年,便烟消云散了。德钦梭于1972年被政府逮捕。 

  而德钦丹东主张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的唯一选择。德钦丹东举得是“白旗”,被称之为“白旗共产党”。“白派”先后在缅甸南部的勃固山区建立了武装力量。与新成立的仰光政府展开了武装斗争。50年代,武装力量日益扩大,以勃固为根据地,在克耶邦、克伦邦发展了自已的势力和地盘。给缅甸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缅甸政府自吴奈温上台后,开始对一切反政府武装采取了高压打击手段。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首当其冲。50年代后期,在政府军的打击下,“白旗派”也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队伍四散,部分武装力量聚集到了缅中边境一线

  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抵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国境内。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钦族大多安置在了贵州,而缅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这一批缅共武装力量,由于中国的接受,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住了近十余年的时间,与中国女人结婚生子。后来成为70年代缅共人民军的中坚,许多人成为缅共的高级领导人。由于“红旗派”退出历史舞台,“白旗派”也再没有人沿用这一称谓。

“胞波之情”

  60年代以前,中缅两国度过了关系中的“密月”时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选择。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对于中国突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战略包围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正因为有东南亚地区缅甸、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美国当时“战略包围圈”的琏条扣,在这里脱节,事实上,美国因此而无法对华实施全面的“战略包围”与封锁。

  中缅的“胞波之情”,也是在双方政府作出让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让步是,中国政府在英缅政府与清朝签定的不平等边界条约的部分基础上,与缅甸人进行了边界领土的谈判。实际上,中方间接承认了这一不平等的条约。为此,一大块土地,划入了缅甸的国土。1960年1月24日,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访华。于1月28日同周恩来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在此之前的1957年,当时的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向10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缅友好万岁!”可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非常了解中国的国情,并急于修好。1960年10月1日,双方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

反华排华事件

  1967年6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邻国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在胸前佩带上了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进尔,又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了“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是属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完全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方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方是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开始打斗的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们肯定要捍卫“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一场,由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反华活动。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华人的勤奋,在东南亚地区大多富甲一方,在缅甸仍是如此,华人的财富受到许多当地人的嫉妒。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缅甸反华重要背景之一。

  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伤。部分华侨中的“红派”侨领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迫通过秘密渠道回到祖国。1967年6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同时,这批受到“指使”的民众,又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6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宣布不再派驻缅大使。

  这是缅甸近代较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80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处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国人民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缅甸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综合新闻编辑部。

  彭家声部恰恰在这个时候退入到了中国云南境内的临沧地区。这支武装被首先进行了整编。彭家声赴北京,受到当时有关领导人的接见。彭部的这支武装165人,在临沧镇康县的铁石坡进行各种军事训练。这支队伍中,彭家声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现在训练的队伍里。当时早已在贵州和四川生儿育女的原部分缅共成员,此时,也被紧急地集合了起来。

  此时还坚持在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战斗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很快获悉了这一信息。通过极其秘密的方式与渠道,缅北的武装力量与缅共中央取得了联系。战斗,不久就开始了,并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经过训练的彭家声兄弟率领的队伍,正式打出了“人民军”的番号,向缅甸政府军发动了进攻。而当时中国云南滇西边境的一线部队,被赋于了支援缅共人民军的任务。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贵州、四川的原缅共人员,被迅速的重新武装并集训后,出现在了果敢地区。他们切断了缅政府军的滚弄运输线,这样,缅军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区。1969年4月,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果敢县与果敢县委会成立,彭家声被任命为“果敢县长”。

  当时指挥缅北共产党人民军的,是缅甸共产党常驻北京的副书记德钦巴登顶。当1970年冬德钦丹东被自己叛变的警卫员杀害后,德钦巴登顶接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勃固根据地由另一个副书记德钦辛负责。1976年,其在缅甸政府军的军事围剿中阵亡。

取得全胜

  德钦丹东的牺牲,对勃固山区的缅共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直接导致了“白旗派”的终结。缅甸政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剿,并取得了全胜。

  就在南部武装气息奄奄之时,北部被中国全力支持的,由各种先进武器装备的人民军,却不断地占山为王,势力与影响越来越大。外电报道说,在一些来自中国职业军人娴熟的指挥下,人民军过关斩将,使缅军产生了极大的惊恐心理。在果敢地区站稳后,缅共人民军迅速向萨尔温江西岸进发。

  1970年4月,人民军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与云南省畹町一桥之隔的棒赛。同时,占瑞丽县对面的姐兰等地。在云南潞西县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据地,1971年11月,进攻重镇滚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五”军区,后组建的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这四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抱着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为了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国界。在“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考虑经费的来源问题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共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缅甸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属的进行毒品贸易的机构,代号“8.19”。“8.19”的总负责人就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佩丁。“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直接来源。 

  在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洛因。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但是“8.19”出现之后,整个缅共控制区瞬间一片狼烟起,“海洛因”的加工厂,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中期,缅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厂多达85家! 

  在缅共内部,各级干部逐渐认识到了毒品就意味着财富与金钱,于是纷纷卷入这股谋利的浊流之中,最终无法自拔。到80年代中后期,缅共中高级干部,几乎全部卷入了鸦片贸易之中。整个缅共的武装几乎没有不做毒品生意的。从党的高级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过海,各显神通。据外国有关机构透露,至缅共瓦解的1989年,除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未卷入鸦片交易外,所有高级干部均在从毒品交易中谋利。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欧巨变,苏联也在动荡之中,面临解体。国际共运进入了最低潮。缅共内部的人心因此也进一步涣散。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都在寻找今后的出路。

寻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彭家声的队伍迅速接管了果敢县大队、缅共果敢县委员会,以及各种机构与仓库。13日,彭部兵发勐洪,缅共东北军区1旅的4个营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弹一枪,占领了缅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国境内外,其余大部人马投降彭部。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开始,中央判断是“两兄弟闹分家”,是属于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很快,他们发现了这个错误。马上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上,彭家声的“易帜”,被定为“敌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缅甸政府背景的,有组织、目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叛乱。”是缅甸反动政府对革命的又一次挑衅。于是,3月18日,派了两个连的士兵,抄了彭家声在贺岛的老家。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当时,缅共已经无力对付自已内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国云南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当过会计的佤族赵尼来,时任缅共中央后补委员、北佤县长。中国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二人率中部军区全体官兵“起义”。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鲍、赵二人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

  鲍、赵二人正在起事之时,缅共中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也于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中国出去的“知青”和“回乡知青”。

  失魂落魄的缅共中央领导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成立由德钦巴登顶、政治局委员吴觉敏、耶博吞、钦貌基和北方分局书记吴丹组成一个临时中央领导机构。6月26日,中央迁至101军区所在地板瓦。经历了“树倒猢狲散”的缅共中央,十几人寄人篱下地生活在101军区。党的主席与政治局委员们在最后时刻仍然在发号使令,仍在不厌其烦地开会。

  1989年9月,他们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尽头。101军区司令员丁英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当丁英将最后的决定通知德钦巴登顶主席时,这位戊马一生的领导人落下了眼泪。不得已,德钦等人只有再次离开了101军区。他们的去向也只有一个地方,德钦巴登顶将在中国度过他的余生。

  缅甸共产党经过50年的努力,最终降下了历史的帷幕。但时值今日,由缅共时期开辟的地下毒品贸易和运输通道,至今还在被使用着。“金三角”里的一切,还远远未到了结的时候。在这块土地上,罂粟花仍在开放,依然是那样的艳丽。

江西下岗女工刘萍参选人大代表竟遭监视居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3fb96101017r5z.html

今晚在QQ空间获取一个既令人惊喜又令人愤慨的消息:江西市新余市内退员工刘萍女士因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选新余市渝水区“人大代表”,竟遭当地“有关部门”监视居住!得知这个消息后,本人立即通过QQ采访了刘萍女士。了解了相关情况。

这个消息之所以“令人惊喜”,是因为诸种因素所致,当今中国,绝大多数人对参政议政缺乏起码的热忱。甚至表现出一种本能的麻木和冷漠态度。而身为下岗女工的刘萍女士(被强迫内退)这些年不但自我维权,为全体强迫内退员工打官司、讨说法,还主动参选“人大代表”,强烈的公民意识和积极的参政议政精神令人敬佩。

刘萍女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公民意识和参政议政热忱,正是当今中国人最匮乏的。

从身为下岗女士的刘萍主动而顽强参选“人大代表”一事上,我看到了中国走向民主进步的希望;而从刘萍女士“我每天都在外不断演讲,现在喉咙沙哑,觉得在我的演讲中非常明显感受到群众从不信任,抵制,无奈。到聆听,转而传播,这种改变使我非常的欣慰。现在,每次演讲都会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的讲述中,从她“因为执着,所以我无畏”的坚韧中,令我对中国的未来增添了无比的信心。

这些年,太多网友总是问我相似的问题:李先生,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能为中国的民主进步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推动民主,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眼前利益、未来前途,以及民族未来的大事。所以,要义不容辞地、力所能及地参与各种公民行动。要从我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中一点一滴做起!……只要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各种公民社会活动和各种公民维权行动,公民社会一定会逐步成形并走上强大。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体制才能水到渠成!

而江西新余的下岗女士刘萍女士无疑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公民行动典范。

然而,令人遗憾,甚至令人愤怒的是:刘萍参选“人大代表”的行动,竟遭到新余市渝水区某些势力的极力阻挠。他们不但封锁和屏蔽选举的一切信息,这两天还对刘萍的住所进行二十四时的监控。这诚然是一宗严重的违宪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江西新余市有关部门公然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行为,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谴责。甚至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江西新余市“重大敌情”震惊网络

江西新余市“重大敌情”震惊网络

江西省新余市据说这几天“敌情”非常严重。据于建嵘教授的微博透露:昨天(指5月13日)下午,江西新余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维稳会议,市委书记李安泽等高层将刘萍参选事件渲染为有国内外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的、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各级政府及单位在昨晚都召开了紧急维稳会议,要求守土有责,内外有别,内紧外松。

刘萍何许人也?一个当地的下岗职工,因自己的某些权益受损多次上访无果,还被视为“非法上访”受过“严肃处理”。刘女士于是决定独立参选当地渝水区人大代表,自行报名,自制竞选宣传材料,主动到各种场合对选民发表竞选演说。刘女士还在新浪微博中不时发布自己的竞选观点与竞选经历,她的微博至今已有2万6千多粉丝,名博李悔之先生还到江西新余录制了采访刘萍的录像并公诸网络。但是,这一举措,竟引发了某些人士的莫名恐惧。刘女士于是受到了一系列的特殊“照顾”:被断水断电,被跟踪,被关机,被“守卫”,被失踪,支持推荐她作为代表候选人的选民被“有关方面”“约谈”然后其中一些“退出签名”……最新的状况仍然是刘女士被“失踪”,而当地市委市政府为此发表了这一严重“敌情”警示,某官网也适时发布新闻称“江西新钢选举指导组:刘萍未被列为人大代表候选人是依法决定的”。

不过,这一“敌情”警示竟丝毫吓不了最该被吓到的人。不但众多粉丝予以讽刺嘲笑,众多名人也加入了“自首”行列。如,一直支持刘萍依法竞选的于建嵘教授当即在微博发出自首书:中共江西新余市委书记:据称,你己下令追查支持“@刘萍196412 ”的敌对势力,特自首。本人于建嵘,中国公民,无党派非人士,热爱祖国,坚守宪法,始终支持内退女工刘萍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合法行为。如跨省约谈,可派贵市听过我讲座的数位市县公安局长来北京宋庄画家村。

时评家@笑蜀也即跟上:好玩好玩。支持公民刘萍行使法定权利即为颠覆?保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为颠覆?那么我也颠覆了。颠覆侵犯公民权利和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敌对势力是公民的光荣。于教授如果自首是光荣自首,我也愿光荣自首。且大吼一声,愿光荣自首的还有木有?有木有?有木有?

这两条微博又被无数网友转发,许多人也纷纷表示愿自认为新余官方的“敌对势力”并去“自首”。笔者看了,也禁不住转发了一条:支持,支持。我们也愿意一起或单独去新余“自首”。新余市委书记,我们来了。

一个依法参选人大代表的公民,竟引来当地公权力这么多的法外“关注”,引发这么严重的“敌情”,而且“引蛇出洞”引出了这么多的甘愿“自首”的“敌对势力”,可谓中国“特色”的奇观啊。

笔者虽然不赞同像文革期间那样的“政治事件”人人表态、人人过关,但却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对刘萍参选事件以及江西新余官方的“敌情”警示表个态:在新余官方的做派与“警示”面前,你是自认为他们所称的“敌人”,还是他们的“朋友”?

并且,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认真思考一下:要说“敌人”,谁才是这个国家宪法与法律的真正敌人?谁才是这个国家和谐、文明与进步的真正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