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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鞋们,龙年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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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的未来:两岸互设政治特区试验

中国政治的未来:两岸互设政治特区试验

今天看到一篇博文,叫做《两岸互设政治特区》。我认为很有创意。
香港、澳门虽然回归了,但是和大陆仍然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区域。我们可以明显注 意到政治体制的隔离让我们彼此非常陌生,很多时候也有一种莫不关心的 情绪。 台湾和香港的民调显示,认同”我是中国人“的民众比例达到了历史新低。打破政治 体制隔离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就是开放港台政党来大陆参选。民 主社会,政党是 凝聚共识的熔炉。让台湾政党参与大陆事务,可以诱导台湾正解和民众对大陆事务 的关心。我曾经发表过一个状态,说”开放台湾政党来大 陆参与竞选,是最好的统 战“,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
另外,大陆现在到了必须正视政治改革的地步了。执政党早开放多党竞选,就早一 天学会竞选,就早一天脱胎换骨。同时,越早搞政治开放,就越有可能将 现有经 济建设成果转化为民众支持,也就越有可能利用好现有的政治资源。 执政党如果视保持执政地位为核心利益,那么没有比像国民党那样通过竞选重新上 台更能好地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了。
如果执政党视维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利益,那么可以看看瑞典等国的民主 社会主义政党。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 们的暴 力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了。 如果执政党视现有特权和既得利益为核心利益,那么我们只能说”人无远虑,必有 近忧“。
该醒醒了。
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共产党,政治巨变后一蹶不振,根本原因其实是不能与时俱进的 结果。如果执政党抱着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政治、看待历史、看待主 义、看待 民主,未来的前途还是非常远大的。有一个名词叫做“经济软着陆”,讲的是通过某 种手段为经济形势变化减震。我们今天也可以发明一个新词, 叫做“政治软着 陆”。通过更加开放、更加巧妙的方式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减震。 以执政党现有之成就,适当渐进的政治改革绝对不会让自己一蹶不振。

国家的职能:阶级统治论 vs. 社会契约论

国家的职能:阶级统治论 vs. 社会契约论

政治课本上说国家的职能: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兼有社会管理职能(目的也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这种观点实在让人无法赞同。我还是比较赞同社会契约 论的,即国家建立的目的首先是社会管理。可能这样的想法有些理想化,但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如果在社会契约论下国家做点坏事是 盗窃的话,在阶级统治论下,国家就可以明抢了。民主国家应该努力避免公器私用,防止国家沦为阶级统治工具,防止某一社会阶层长期垄断国家权力。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谢 韬

2007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

  20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 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 大赛”,供 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 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 种是以 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 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 义,民主社会主 义正在改变世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 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 黯然 消失所充分证明。
  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 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 国、法 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 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 瑰为徽记,世人 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 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 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 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 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 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 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 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 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 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 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 制度不 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 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道路。过去我 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 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 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 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 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 表《资本家宣 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 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 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 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 民主社会主义化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 美国纷纷出 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 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 解决市场经济失灵 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 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 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 第三条道路(第 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 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 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 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 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 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 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全属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 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 想,主张政 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 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 台也不改变民主 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 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 社会主 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 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 进生产力的办 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 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 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 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 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 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 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 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 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 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 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 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21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 占工薪阶层的6%。 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 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 命,随着先 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 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 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 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 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 制比重占99.1%), 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 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 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 “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 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 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 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 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 宣布:“改 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 元,增加到11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 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 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 上达到小康水 平。”
  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 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 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 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 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 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 发了对 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 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 前活跃起来,他 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 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 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 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 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 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 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 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 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 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 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 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更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 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 心,结成在 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 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 (2005年10月张德勤网文: 《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 “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 的改革 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 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 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 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 回潮,干 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 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不争论”的政 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 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我以为这是27年 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 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一部书稿。这书稿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 点睛的理 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 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 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 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 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 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 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 统。这部 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 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 的银行制度 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 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 了。在欧洲大陆, 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 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 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 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 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 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 年第2版,第504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 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 中一定 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 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 阶级的统治虚 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 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 是一个 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 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 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 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 心目中的曼彻斯 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 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 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 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 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 争,强调德国社会民 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 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 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 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 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 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 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 斗争的 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 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 究的。历史清楚地表 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 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 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 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 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 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 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 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 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 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 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 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 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 职位换人时有足够 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 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 语国家里, 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 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 处都 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 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 的合法斗争取 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 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 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 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 和发挥了恩格斯 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 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 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 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 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 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 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 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 迫的新世界。
  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 (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 苏联出 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 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 领导新民主主义革 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 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便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 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 主义,凭借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 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曾经 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 马克思主义的 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 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改名为 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 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 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 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 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 步;但 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 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 克思主义的 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 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 超过了这个 “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 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 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 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 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 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 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 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 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 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错 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 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 发产物的资本 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 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 的中间环节,作为提 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2页)
  我们党在1956年12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认识到了这是 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 下工厂同国营企业 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 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 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 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 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 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 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 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 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 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 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 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 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 第 308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仅停 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 识到但 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 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 没有古代的奴隶 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 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 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 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 造。”(《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人民 出版社第962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 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 主义的 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 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 会制度,无论 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 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 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 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 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 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 “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 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 画了这位27岁的青 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 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 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 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 在我们 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 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 苏联领导 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 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 民。一个带领人民前 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 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 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 基督教 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 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 这一点上,黑 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 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 乌托邦的旗帜。当伯 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 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 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 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 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 义”大目标 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 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 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 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 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 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 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 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 的把戏。 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 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 幻想;矛 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 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 的马克 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 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 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 阶级和 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 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 坚持民主社会 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 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 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 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 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 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 这个崭 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 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 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 富裕和政 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 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 主义转变 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 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 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 对人类文 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 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 效率和公平统一 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 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 现,杜绝官员以权谋 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 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 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 变质。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 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这一套体 制,那是祖宗家 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 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 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 度不能 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 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 有任何反抗。
  2004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 会主义,就 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 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 利。”这些说法给中国 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 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 主义的 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 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 得更有力。中 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 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 走向灭 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 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 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 无论如何不 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 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 嘱托。耿耿救党之 心,同志朋友亮察。   (2006年2月)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pdf

所谓“废除法律至上神话,确立以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原则”的谬 论

所谓“废除法律至上神话,确立以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原则”的谬论

2012-01-11 01:54 (分类:默认分类)

最近看一些文革的资料,其中居然有人把文革中破坏法制的劣迹当成优点的,也就是所谓的“废除法律至上神话,确立以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 原则”。

这个所谓的“废除法律至上神话,确立以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原则”,完全是句屁话。

先不说法律是否应该至上,我们先讨论下这个“以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原则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 先,请给我们解释下什么是群众?哪些人算是群众?哪些人不算群众?以贫富来区分群众?A比B穷,所以A就是群众。AB之间有矛盾,因为B 富,法官就不分青 红皂白先把B打一顿?那第二天A又与比他还穷的C发生矛盾了,那法官就该偏向C了,A就不是群众了?太不靠谱了。本身“群众”二字就不是 一个范围明确的概 念,你怎么去在具体实践中执行这个原则?

其次,凡是有纠纷,必然有其是非曲直。生活中,如果有人在大街上看见人家吵架,不问青红皂白就上去 打人,打得过,大家会说这人蛮横不讲理;打不过人家,挨揍了,我们说这人缺心眼。自古以来,德高望重的人都是“以理服人”。没听说哪个当 官的蛮不讲理还被 老百姓奉以“青天”之号的。用“群众利益”去取代法律,就好比放弃以理服人,采用以貌取人的原则,讲不通啊。

再次,退一步说,法律有保护富 人的倾向,那就应该废除法律了吗?法律,尤其是成文的法律条文,都是明确的规则,是包含了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规则。而所谓的 “以群众利益为价 值取向”它再怎么说也只是个规则。这个原则在实际中怎么执行?本身没有明确说明嘛!没有规则的社会,最后都会遵循一条规则:弱肉强食的丛 林法则。在所有权 大于法的社会,群众利益反而是最无法保障的。因为权力(power/authority)的运行规则还是弱肉强食。不可能相反。

所以,“确立以群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原则”根本是据不靠谱的屁话。

文革中确实废除了“法律至上”,不仅如此,几乎废除了所有的法律制度。结果呢?群众利益保护了吗?工农兵大学生,有没全没势普通农民子 弟的份吗?都是村干部的!女知青被村支书骚扰、强奸、收为禁脔的比比皆是,这是保护群众利益?

当然,我在一些反映文革现实的小说里看见过一种说法:村支书们说,要是没有毛主席,我们这些泥腿子能享用女大学生?所以要感谢毛主 席。。。

也许这就是毛左们所谓的“保护群众利益”。。。。

这种所谓的“保护群众利益”,还是不要的好!!

现 代法律,权利(rights)是最重要的因素,现代法律就是保护私权利、限制公权力滥用的“挡箭牌”。群众可以运用民法对抗富人为富不仁 (民法规定人身 性财产比如养老金不得用于实现抵押权或债权;债务追偿必须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现代社会的“杨白劳们”为什么比债主还牛?),可以运用行政法对抗官员权 力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才是真正保护群众利益的。

当然,很多法律规则,执行起来有钱有权的会占很大便宜。这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这种法律是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改变的。群众也许没钱没权,但 是群众就是人多,而民主社会一人一票,还是群众们占便宜。

在法治社会,侵犯人权的恶法是可以通过违宪审查废除的;片面维护富人利益的法律是允许群众通过华尔街示威这样的运动抗议的,也是可以通 过奥巴马医改法案予以修改和废除的。

群众利益是什么?是劫富济贫吗?土匪是群众吗?

群众利益是安居乐业,不用担心哪天房子被强拆,不用担心因为得罪官员一时自己倒霉一辈子,是生活宽裕、自由自在、有尊严。

法治社会就是要保护这样的群众利益。而在法治社会,法律至上不是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