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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实质

中国模式的实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人将这称为中国模式。尽管还有很多人对中国的经济成果有所质疑,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人们探讨中国模式的热情。对于中国模式,作者认为,其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改革发展成本由全体民众共同承担,发展成果由国家和少数人享有。

首先,谈到改革开放,我们不应该忘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这个村的十八户农民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这一制度在全国推行开来,正是这一制度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极大的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迅速的提高了农村人均收入。正是收入的迅速提高,使农民们容忍了政府对农村征收的“三提五统”、农业税、农林特产税等一系列的税收项目。

毕竟农业生产效率受土地产量的限制,很快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缓和了下来。这时,有人提出应该效仿修欧美,对农业进行补贴,但是,这一观点很快被否定,理由是,社会主义不存在剪刀差。而实际情况是,通过剪刀差,每年从农村掠夺5000-6000亿,另外,还要征收每人每年大约200元左右的各种税费。就是这样将改革成本转嫁到了农民头上。【1】

这次转嫁引起的后果,一直到90年代末期才受到关注,这就是著名的“三农”问题。

成本转嫁的第二个群体是工人。如果不是太健忘的话,应该不会忘记90年代中期的私有化改革。政府将大量的国有企业出卖,使当时的国有资产的比重由80%多迅速的降低到了40%左右。【2】

好笑的是,中国政府出卖的资产(据说大部分是有毒资产)有一部分被美国投资银行收购,而有些美国的经济分析人士竟然声称,正是因为收购了这部分资产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出卖国有资产,导致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也就是所谓的下岗。下岗工人失业后既失去了工资待遇,也失去了大部分的福利保障。其中的大部分人自谋生路。而且,其中一部分下岗工人在自谋生路的过程中遭受了许多政府部门的刁难。

政府就是这样把本应该自己承担的下岗工人的福利保障甩了出去,转嫁到了下岗工人的头上。

当然,成本转嫁的手段还有教育和医疗卫生产业化。根据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资和费用,政府应该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主要义务。因为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最大受益方是国家。一个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和综合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而医疗是劳动力充分发挥的保证,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首要途径。但是,政府通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所谓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产业化改革,又把这个包袱甩了给了那些需要受教育和需要治病的人。

所谓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产业化,就是把由政府出资提供的福利性质的教育和医疗卫生,转变成盈利的产业。不但所有的费用都由接受这两项服务的人承担,而且医院和学校的产权所有人还要从中营利。

这直接导致了一大批因教致贫,因教返贫,还有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悲剧。

这些成本转嫁手段已经不能认为是温和的了,但是更为残酷的手段是住房改革。现行的住房政策可以成为政府的吸血机器,他吸的不仅是民众手中的钱,更是他们毕生的血汗。

在不同的国家,住房政策是不同的。中国在九十年代中期,进行了住房改革。在这之前,住房是一种社会福利。但是改革之后,中国借鉴的是香港的住房政策模式。但是中国在学习别人的时候,总是把对自己有利的学来,然后抛弃掉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次住房改革也不例外,他们学习了香港的住房商品化,但是香港实行住房商品化的前提是,建设充足的保障性住房,供买不起商品房的居住,中国在住房商品化改革时,悄悄的将这一措施给抛弃了。【3】

这项改革终于引来了全国民众对“房事”的热衷。而这也正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取巨大的收益。首先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费用,这项收益几乎是濒临破产的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这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转让土地的积极性,他们一方面积极地将土地使用权转让出去,另一方面,又用行政手段降低拆迁补贴,从中牟取暴利,并且本就存在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愈演愈烈。但这同时也使土地的原使用者蒙受了巨大损失,最终让“强拆”成为全国普遍关注的话题。

还有一个隐秘的成本转嫁手段就是基建。他们建设了大量的公路,然后以还贷的名义建立起大量的收费站,将建设公路的成本转嫁给了道路的使用者。据报道,全世界14万公里的收费公路当中,中国拥有10万公里。现在,他们又用高铁的名义转嫁铁路建设成本。

当然,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还有转嫁成本的例子远不止这些,但是,就以上这些事例就足以说明中国模式的实质。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模式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决策者的英明,而是由于普通民众超强的忍耐。并且中国模式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不应该再对已经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而更应该着眼于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问题。

参考文章

【1】《财富是如何从农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杨斌,《上海证券报》)http://hi.baidu.com/wudihaige/blog/item/f771e5315521e1aa5edf0efc.html

【2】《中国并购评论(第四册)》(清华大学出版社)第48页“国有资产比例下降”。

【3】《解决楼市矛盾关键是告别香港模式》http://blog.dichan.com/liuzehua66/articlesshow-719764.html

附文一

财富是如何从农村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23日 02:40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 杨斌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三农”问题列为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加以处理,抓住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做出许多减轻农民负担、化解“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深得民心。中央最近又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其方向是取消针对的各种特别税费,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这已经深入到了问题本质。本人经过长期的理论分析和实际调查,感到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必须分析农民负担的全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农民负担达七重之多。农民负担不仅仅只是纳入农村税费改革视野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税外税费和摊派(可称之为“老三重负担”,有的专家估计这些负担全国每年约1800亿),农民负担的主要部分是目前尚不为多数人所认识的间接税费负担(每年近5000亿)和“暗税”负担(本文称之为“新四重”负担) 。

“新四重”负担的第一重是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与西方国家的税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以间接税(又称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间接税存在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间接税税含价中,人们在购买商品或消费服务时不知不觉已经将税收缴纳了,比如农民花了100元购买工业日用品,实际上已经缴纳了17元的增值税。间接税虽然透明度低,但属于“拨鹅毛而鹅不会叫”的征收方式,纳税人抵触小、征收容易,适合我国国情;其二,间接税是可转嫁税,纳税人不等于负税人。流转税形式上看,主要是由城市工商企业缴纳,但实际承担税收负担的不是企业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消费者,他们在购买商品或进行消费时,将含在价格中的税收一起支付了。并且我国间接税(流转税)实行生产地课税制度,纳税人以城市工商企业为主,工商业越发达地区其税源也越丰富,获得的流转税也越多,这样工商业集中的大中城市获得的流转税就占最大的比例,通过分税制分得较大的份额,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中央政府、省特别是大中城市政府获得的流转税收入,并不是全部由城市消费者支付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消费者支付的。对城市居民而言,他们负担的流转税,通过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等等)而得到补偿。但农民负担的流转税却主要转到了城市,他们居住地政府并没有获得这部分由其辖区内农民负担的流转税,从而也就不可能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这就形成集中纳税和分散负担的非对称性。财富由农村、由县乡源源不断地流向大中城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抽样调查数据,可以推算出2002年农民总消费占全部消费额的比例为32.02%,由此进一步推算出农民作为消费者当年负担的流转税为3964.59亿元。这笔税收主要集中到中央和大中城市,农民所在地乡村政府并不能使用它们。   

“新四重”负担的第二重是农民承担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由于农民不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无权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将进项税额转由农产品采购商或消费者负担,而自己要负担进项税额。欧盟也对农民免征增值税,但对农民均采用“统一税率补偿”的办法将进项税额还给农民。我国没有此项规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农村居民人均生产经营支出的抽样调查数据,可推算由于对农民免征增值税而导致其负担购买农业投入品的进项税额2002年达到831.04亿元,这笔税收同样主要集中到中央和大中城市,农民所在地乡村政府并不能使用它们。   

综上所述,农民实际负担的间接税近5000亿元。就农民而言,本来通过流转税负担了税收,应该与城市居民一样获得公共产品,乡村政府的运行费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本的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应当由这笔税收支付。但实际上农民负担的这些税收却到了城市手中,或一部分通过分税制上交中央,而中央主要的投资方向是城市,这样农民就得另外支付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税外收费和各种摊派来维护乡村政府、义务教育等必需的公共产品。这是目前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财政宽裕,而多数县乡财政吃紧、对农民税外收费难以禁止的根本原因。我国农民人均税费高于城镇居民人均税费,但所获得的公共产品不仅微乎其微,而且在获得某些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多数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公用电信服务、电力供应、燃料供应、清洁水供应和治安管理服务等)时要支付远远高于城市的价格。即使他们进入城市务工,与城市居民同样缴纳税费(甚至比之更重),但由于身份的缘故,他们不能在城市社会中获得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机会,他们付出同样劳动不能得到相同报酬,他们不能享有社会保障,他们的子女不能拥有同等的教育机会,他们在城市建设和文明进步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并不能共享文明的成果。农民负担重得益少,存在典型的非对称财政机制。不考虑上述这种财富流动的本质,只在直接税费范围内转变形式,当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如果说间接税属于法律规定的“明税”,农民不仅负担了这些“明税”的相当一部分,并且得不到补偿。而且还要承当传统的“暗税”和现代“暗税”。传统“暗税”,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据有的学者估计改革后通过传统“暗税”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商部门的资金高达811亿元。这是农民“新四重”负担的第三重。   

“新四重”负担的第四重是现代“暗税”,以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等资源被征用而补偿不足、丧失社会保障而造成的财富转移。1987-2001年期间,平均每年被征用的耕地为214万亩,按每亩补偿不足的差额8万元(按 福建省会近郊中等耕地耕种中等价位经济作物经营期30年纯收入折现值减去法定补偿金额推算)计算,每年平均通过耕地征用补偿不足向农民索取的“暗税”至少1712亿元。如果土地按市场价值计算,这一数额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此。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人们之所以负担税费,是为了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政府服务、义务教育、基础交通、社会保障等等)。暂且不考虑“暗税”,如果能够将农民负担间接税(每年近5000亿元)以提供能让农民受益的公共产品方式整体地返还给农民,即用这笔税收支付县乡村政府费用、义务教育费用等必需的公共产品开支(按目前的水平计算全国约3700亿元),他们不仅不需要缴纳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税外税费和摊派,而且他们还能从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获得等量或等价的利益,这些利益会使他们的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生活环境持续优化。农民整体负担沉重问题就不会出现。正是由于农民不能通过公共产品的方式获得其负担的绝大部分税费,财富主要通过间接税和“暗税”方式从农村净流出,才出现农民负担持续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考虑这种财富流动的本质,在农村内部来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就是在“老三重”负担范围内做文章,将“三提五统”和其他税外税费并入农业税,同时提高农业税税率。这样的改革与历代进行的并税式改革相比并没有多少创新和进步。这样的改革只是治标之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并不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要让农村税费改革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防止出现减轻农民负担和不降低(并且还要逐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提供水平之间的矛盾,不仅要彻底取消对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三提五统”和其他税外收费摊派,而且首先必须通过对农村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将农民负担的间接税“还给”农民,然后逐步解决加在农民身上的“暗税”负担,这比奢谈什么“工业反哺农业”和农业保护、农业补贴要实在得多。

附文二

解决楼市矛盾关键是告别香港模式

类别:我的文章 评论(0) 浏览(46) 2010-04-05 08:59

标签:解决楼市矛盾关键是告别香港模式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产业模式和运营模式,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房地产开发的“香港模式”。“香港模式”与“中国特色”因素的杂交,使得我国房地产市场成为一个古怪而特殊的市场。

“香港模式”就是“全能开发商”

所谓“香港模式”,就是指房地产开发从投资买地、开发建设到营销销售、物业管理等环 节全部由一家开发商独立完成,建立起一条以这个堪称“全能开发商”为核心的纵向运作链, 形成一种全程的开发模式。这种模式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其背景有三方面:一是香港实 行零关税自由贸易,财政收入不足;二是政府垄断土地,为土地财政提供了可能;三是大开发

商垄断市场,市场集中度高。

这种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开发商主要依靠银行进行融资,其核心竞争力在 于拿地和融资,而这又取决于其和政府、银行的人脉关系;第二,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 业成为经济支柱;第三,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客观上捆绑在一起,而这三家获 的关键是地价与房价上涨;第四,市场在向消费者转嫁高成本的同时,政府不得不 地收入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福利性住房。高地价、高房价与基本福利房保证 “香港模式”的 基本特征 “售楼花”和“地王”是其两大经营特色。

“中国特色”+“香港模式”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香港模式。从最初的深圳学香港、沿海学深圳,到后来的内地学沿海,“香港模式”逐步完成了其内地化过程。我国绝大多数房企遵循着这一模式完成了原始积累并实现了全国性大规模扩张。香港模式的推广,一方面确实促进了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模式逐渐暴露出其天生的不稳定性。

这种不稳定性源于国内各种制度框架的不完善性,从而决定了其对宏观经济稳定的破坏性和对社会民生改善的压抑性。在这种“中国特色”的“香港模式”里,集合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居民以及投机资本多方的利益,交织着二元经济、城市化、工业化多种因素,最终使得这种坐地生财模式弊端暴露无遗。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组矛盾:

第一,供给与需求基础不对称。需求市场化和供给中开发、销售环节市场化的同最重要因素的土地却不能市场化,依然实行征地制和批租制,这种不对称的供需基础,决定了 土地资源是房价最重要的非市场因素。

第二,城市化与城乡土地制度的不对称。农民进城安家落户需要大量的住房,但是鉴于城 市土地资源的有限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艰难,土地供应能力短时期内难以有效提高。

第三,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分配的不对称。在财权不增加而事权不断上升的条件 政府不得不将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催生了“土地财政”。

第四,住房观念与房屋商品化趋势的不对称。中国文 “居者有其屋”的观念,在 住房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下,高房价使得绝大多数群众只能“望楼兴叹”。

第五,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目标的不对称。房地产对推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 功不可没 但由此产生的高房价问题加剧了民生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我国中低收入群体如此庞大,各级政府还无力像香港那样提供全面的公屋保障。 何不转型“美国模式”?

所以,不根本改变现 “香港模式”,就无法彻底解决房价过高问题。在现行利益格局 下,地方政府在房地产环节征收的各类税费多达几百项;开发商面对中心城市的开发成本不提高,而市场承受能力越来越弱,只能在高地价和购买力不足的夹缝中挣扎,依赖银行贷款更使企业在宏观调控下举步维艰;居民对房地产“买涨不买跌”的投机心理,又使我国长期存在房地产的“卖方市场”。

因此,试图以一种市场化的方式运作以非市场资源为基础的产品,同时强调政府的调控作 用是一种将市场和计划割裂的行为,也是最不遵守市场规律的行为。在这场多方博弈中,广大 老百姓成为博弈的受损方。

要解决我国房价过高问题,必须在根本制度上大力推进现行的财税体制、农村土地制 及城乡住房制度等方面改革,为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并创造足够的发展 空间。在运营模式上,要逐步向“美国模式”转型,让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均由高度专业化 的公司分别完成,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大众,这样可以有效分散企业和市场的风险,促进房市 健康发展。在住房政策上,要加强大中城市住房消费政策改革,优化土地、住房供给结构,抑 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力度,形成多渠道的住房供应体系,不断推进住房 的“去资本 ”,使其回归为一种普通的消费品。

缅甸的下一次起义会从互联网开始吗?

缅甸的下一次起义会从互联网开始吗?

By BA KAUNG

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
“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训练了120名农村来的劳动者使用互联网,”科温(Ko Win),一个中年的仰光政治活动家,说,“我教他们怎样使用GMAIL和GTALK,虽然我现在才学怎样使用FACEBOOK和TWITTER。”
科温说他希望有一天这些学生会比较关心政治、勇于反抗缅甸的军事统治者。
“我希望今年夏天我们可以使用互联网发动一次起义,就像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那样,”他说。“因为我们不能依靠主流反对派的领导去推翻现政权。”
因为安全原因科温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全名,他说他和朋友们自己出钱去仰光的网吧里给学生们免费进行互联网教学。
很多其他的缅甸活动家也被北非各国成功驱逐故若金汤的独裁者的全国性起义所鼓舞。但是有人说要使用因特网在缅甸组织和动员政治抗议活动,必须首先克服很多困难,比如该国蜗牛般的网速、军政府对互联网接入的限制和该国约六千万人口中数量有限的网民。

据信三分之一的缅甸人口在15~24岁之间——而分析家们说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年轻的人口结构在最近的事件里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但是缅甸只有四十万网民,而且大部分在仰光和曼德勒这两个大城市。事实上,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在该国的其他部分只有一万名网民。
“与中国和中东国家相比,我们国家里网民人口太少了,”伦瑞博士(Dr. Lun Swe)说道。伦瑞博士是有名的缅甸博克作者,其博客服务器设在作为缅甸异议者的温床的泰国边境城镇湄索(Mae Sot)。
他说: “对缅甸国内的活动家们来说,获得合适的因特网接入仍然是一大挑战。能获得直接的、没有限制的网络接入的,都是隶属于政权的。”
伦瑞个人的反政府博客是缅甸屈指可数的几个活跃的政治博客之一,而所有的同类博客其服务器都在国外。他的博客发能编发当天流亡媒体发布的全部新闻,甚至包括了世界主要政治事件的博客视频,非常受缅甸人喜爱。
他说平均每天大约有8000人访问他的博客——但是大部分来自新加坡和美国而不是言论受到严格限制的缅甸国内。
一个“缅甸学生义勇军”(Vigorous Burmese Student Warriors)的成员也表达了对没有成功地通过互联网在缅甸国内招募到新成员并进行政治动员的沮丧之情。“缅甸学生义勇军”是一个以泰国为基地并的军事异见组织。
他说:“在重要的政治纪念日,我都会向7000名电子邮箱用户发送政治性邮件,通过查看IP地址我确认这些邮箱用户在缅甸国内。但是我只收到4个积极的回复——一些邮箱用户甚至回复我要求不要再发此类政治电邮了。”
缅甸国内很多人没有个人电脑,而且也很少能连网。所以他们只能通过网吧上网。
“如果这次发生了抗议,他们会立即命令关掉网吧,”科温说,“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组织。”
我们怀疑政府已经命令网吧业主安装了窥伺软件——比如“键盘记录器”(key-logger)——和屏幕读取软件,以便记录反政府的线上活动。另外从去年开始,在政府的压力下很多网吧在大厅里安装了CCTV摄像头(注:此处应该不是咱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摄像头”吧,呵呵——译者)。
“请勿访问违禁网站。”这是仰光延津镇一个购物超市旁边的网吧墙上贴出的告示。政府禁止访问几个对其持批评态度的网站,包括“伊洛瓦底新闻网”和BBC缅语广播站经营的网站。
TWITTER(推特),这个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渴望使用的微博网站,也被禁了。而即使推特不被禁,缅甸蜗牛般的网速这会儿也会使之排除使用的可能。
但是Facebook,这个排名于GMAIL之后的第二大最受欢迎网站,却是可以访问的(缅甸网监失职了,呵呵——译者)。
缅甸人对革命并不陌生。
他们仍然对政府对2007年持续若干周的反政府的抗议活动记忆犹新,而且缅甸异见者是最早接受吉恩`夏普(Gene Sharp)训练的——吉恩`夏普是一个美国知识分子,据《纽约时报》说,他的非暴力反独裁方法对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是一本93页的小册子,其中描述了“198种非暴力行动方式”,1993年由曼谷的缅甸流亡者最早出版。
奈昂博士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吉恩`夏普教的怎样在革命期间给政府的机制和计划制造混乱。”奈昂是最早在马讷帕老(Marnepalaw)接受夏普直接训练的缅甸人之一。马讷夏普是克伦族叛军原来的基地,位于泰缅边境的克伦邦丛林里。
奈昂是“全缅学生民主阵线”(All Burma Students’ Democratic Front)的前主席,这是一个1988年反政府起义后逃到边境的学生建立的军事组织。
他说:“只要压迫继续存在,缅甸迟早还有另一场革命,可能通过技术手段,也可能通过其他手段。”
然而,仰光的一个缅甸异见者说,缅甸国内的人民在2007年的当局镇压中受到严重创伤,因此要再次发动一场类似的革命还需要时间。
“问题是我们如何迅速克服被落下的恐惧感。2007年的事件还未远去,”他说,“在埃及和突尼斯或利比亚,当局上一次对反对派的重大镇压行动发生在什么时候?”
考虑到当局虽然宣布进行民主转型但仍然严格控制着国家,分析家们表示缅甸的下一次革命很可能面临利比亚卡扎菲式的屠杀,而不是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式的温和反应。

英文原文: http://www.irrawaddy.org/article.php?art_id=20804

无罪推定、罪刑法定与”从旧兼从轻”(重法不得溯及既往)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一)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歧视为无罪。(二)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此条第一款包含了"无罪推定"原则,第二款包含了"罪刑法定"和关于新法溯及力的"从旧兼从轻"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确认的确凿证据之前,不得断定一个人有罪。换句话说,"无罪推定"原则确认犯罪嫌疑人不必首先证明自己清白,他只需证明指控罪名不成立即可。与"无罪推定"相对的是"有罪推定"。有罪推定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方式。它让无端猜忌和严刑逼供变得貌似合理合法。秦桧的"莫须有"便是有罪推定思维下的诡辩。而中共苏区的各种肃反以及建国后的一系列冤案都有"有罪推定"这一思维方式的阴影。面对有罪推定的各种诡辩,被指控者只有吐血的份。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刑法定原则下不会出现"反革命梦奸罪"。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状况绝迹。

"从旧兼从轻"是关于新法溯及力的问题,即新法对其颁布前的犯罪能否适用的问题。"从旧兼从轻"原则要求新颁布法律尤其是刑法不的对之前的犯罪适用,除非新法比旧法的处罚轻。这一原则又叫"重法不得溯及既往",是美国宪法原则之一。很多天朝领导们也许根本没意识到"从严从快"的"严打"运动侵犯了重要的司法人权。最近于建嵘这个法学博士的"禁乞"提案里"加大对收买儿童者的法律责任"部分有一段话也是违反"重法不得溯及既往"原则的。

于建嵘"禁乞"提案违反关于溯及力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其原文在"一,加大对收买儿童者的法律责任"部分,如下:"对原来已经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在法律指定期限内向公安机关自首并返还被拐卖儿童的,按原法律规定“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在指定期满后仍不自首的,一律按修改后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