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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四律师被捕案本质上是一场流氓球赛

广西北海四律师被捕案本质上是一场流氓球赛

最近,广西北海发生了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四个普通的辩护律师因为被告和证人犯供而被捕入狱,罪名是律师伪证罪。
这里且不谈某天朝对律师阶层极端不信任到专门为其设立”律师伪证罪”、设立一个完全由外行人控制的律师协会、在私营律所强制设立党的组 织。
这里只谈”球赛”。
《刑事诉讼法》规定,诉辩双方法律地位平等、诉讼权利平等。根据这一规定,我们不妨把刑事诉讼比作一场球赛。在现有的制度下,不但裁判是 红队出人,规则由红队操控,而且赛前红队还要把蓝队球员狂揍一顿以迫使其承认自己学艺不精。蓝队成员身体稍稍恢复,开始比赛。红队因为蓝 队成员不愿当众承认自己是软蛋而恼羞成怒,居然要把蓝队教练逮起来狂揍!!
这是多么无耻的球赛啊!!这就是发生在广西北海的四律师案!!这样无耻的司法机关,怎么去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权利?!
难道刑事案中被告注定任人宰割?!

不谈政治,纯法律评论:也谈美国法典中的“煽动颠覆罪”

不谈政治,纯法律评论:也谈美国法典中的“煽动颠覆罪”

2011-06-20 17:30 | (分类:默认分类)

来源: 黄陀的日志

最近有很多人讨论美国也有煽动颠覆罪,比如人大高铭暄教授在新华网的发表的评论里面就描述了美国煽动颠覆罪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请自行搜索 高铭暄 误读)。本文完全不讨论某人的行为,仅仅从一个法学院学生的视角,讨论一下美国法律的问题。

如果读者没有耐心看完冗长的法律讨论,本文的结论是——高教授引用的所谓美国“煽动颠覆罪”法律条文的应用已经被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先例严格限制,对这条法律的限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高教授引用Schenck v. United States一案更是犯了英美法研究中的最低级错误:先例判决有的已经不再有效,高教授引用的这个案子提出的审查标准已经被更新的、更严格的标准取代。在现行标准下,美国的“煽动颠覆罪”法律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我是学术装B的分割线==============

首先,高教授提出,民主自由的美国,也是有“煽动颠覆罪”的!

“比如,《美国法典》第115章第2383条、2385条规定,对煽动、实施、协助或进行叛乱或造反以反对美国当局或其法律的行为;蓄意或故意鼓吹、煽动、 劝说或讲授理应、必须、值得或宜于以武力或暴乱或通过暗杀政府官员的方式,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或任何州、领地、特区或占领地政府,或任何下级政治机构或政 府的行为,判处刑罚。”

{题外话:高教授引用该法律的格式是不专业的。美国联邦法典的引用格式是 [title] U.S.C. [Section]。高教授提到的法律是18 U.S.C. 2383/2385. 章名是很少使用的,一般只有Title和Section。}

反美斗士会很高兴地说,看!美国也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耶!

没错,这两条确实存在于联邦法典里。但是,存在于联邦法典并不意味着就是有效的。美国的所谓“法典”(United States Code)只是把国会通过的法律汇编、标号,方便后人引用而已,是否有效取决于国会立法和法院裁决。因为最高法院对言论自由保护得很严密,美国的煽动颠覆罪法律执行难度很高,已经基本上是空文。该“煽动罪”法条最初来自于1946年《史密斯法案(Smith Act)》。在四五十年代,大量美国共产党员受到该法的迫害,因为共产主义的主张就是通过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所以,在法案颁布的早期,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丹尼斯Eugene Dennis依据该法被判有罪,最高法院维持了该判决(Dennis v. United States, 341 U.S. 494 (1951))。然而时隔六年,最高法院似乎意识到了滥用史密斯法案的危险性,在Yates v. United States, 354 U.S. 298 (1957)一案中指出,仅仅是在原则上鼓吹推翻政府是不能予以定罪的,只有鼓吹实际行动才有可能定罪(见Yates案判决,327-329页)。Yates一案提出的定罪标准在后来的案件中继续被收紧,而1969年的Brandenburg案更是令政府指控公民“煽动颠覆”难上加难。这一点稍后会讨论。(顺便说一句,Brandenburg案明确推翻了之前另一个迫害共产党员的判决,即1927年的Whitney v. California一案。所以Brandenburg案之后想要迫害共产党,几乎是不可能了。有趣的是,美国共产党也正是在1960年代以后重新扩大活动。)

可以肯定,高教授在搬出这条“煽动颠覆罪”法律的时候,连LexisNexis或者WestLaw都懒得查一下,看看近几十年有谁因为违反这条法律被告了。如果他查了的话,他引用这条法律会心虚的:自从1960年代以后该“颠覆罪”法律已经极少应用。偶尔有鼓吹暴力行为的威胁性言论被判有罪,也是依据其他法律,比如1999年的United States v. Viefhaus, 168 F.3d 392,某男开通电话热线威胁炸政府大楼被判有罪,是依据18 U.S.C. 844禁止恐吓的法律定罪。高教授提到下面的案例

“据 英 国《独立报》报道,美国一名28岁的男子在一个网站上发表了一首题为《狙击手》的诗,描述射杀了一名“暴 君”的情景,影射刺杀美国总统。尽管诗中没有提及奥巴马总统,却被控构成犯罪。该案将于11月2日在肯塔基州地方法院宣判,被告人因写诗威胁美国总统人身 安全而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同时可能被处罚款16.5万美元。可见,美国的言论自由同样是以维护其现存制度和社会稳定为前提的。”

说维护社会稳定没有问题,但说”维护现存制度”是不对的。我们后面会讲到,美国共产党一般性地号召暴力推翻美国的民主制度,不会受到制裁。而高教授对这位恐吓奥巴马的男子的案件的描述,也是相当之不准确的。高教授说,“尽管诗中没有提及奥巴马总统,却被控构成犯罪。”高教授的描述下,看起来是美国执法人员捕风捉影。但事实上,诗中已经明确提到了刺杀目标是总统,而且是黑人。所以该诗威胁刺杀总统是真实的。

第二,高教授对法律的描述也是有误导性的,“面 临最高五年的监禁,同时可能被处罚款16.5万美元”,其实法律说的是,该罪行有可能面临监禁,但罪行再怎么恶劣,监禁也不能超过五年;也可能面临罚款, 但罪行再怎么恶劣,罚款也不能超过16.5万美元(实际上高教授又错了,最高罚款是25万美元)。我在英国的时候,曾经接到交电视税的通知,电视税是 100多英镑,如果不缴有可能被处以最高1000镑的罚款——但实际上罚款往往只有100多镑。

最重要的是,该男子根本就不是因为煽动颠覆政府或鼓吹暴乱而被指控。该男子被控罪是依据联邦法典18 U.S.C. 871, 875, 879,禁止恐吓刺杀美国总统、禁止恐吓杀害或伤害他人。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不要说恐吓谋杀美国总统,即便是恐吓谋杀一个普通公民,比如你的邻居美眉, 也明显是不可接受的。这和煽动颠覆一点关系都没有。高教授把一般恐吓刑事罪的案例引入到颠覆政权罪的讨论中,似乎意图论证管控言论通常是合法的。但我们讨论的是极具争议性的颠覆罪——正如1960年代前的美国滥用该罪名迫害共产党人一样,颠覆罪是很容易被政府滥用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最高法院要对其严加限制,使之最终难以应用。

如果美国这条“颠覆罪”法律已经极少使用,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觉得奇怪:美国不是法治国家吗?怎么会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呢?

这就要从美国的法律制度说起。英美法的传统是对抗制(Adversarial system)。即使在刑事案件里,公诉人与犯罪嫌疑人也是平等的对抗关系。在民事案件里,你要告张三要他还钱,必须要有一定的把握能告赢才会跑去法庭击鼓登堂。同样道理,在对抗制下,政府是否执行一条法律、检察机关是否起诉一个人,取决于证据的充足性和司法实践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在美国,联邦检察官的正式头衔是U.S. Attorney,意为“(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律师的工作就是详细研究法律和事实,从而为客户(美国政府)作出正确的行动决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被告的律师是一样的。

假定有很多案件都是依照某条法律起诉,而最高法院把这些案件的被告人一一宣判无罪,并在这些宣判中对此法律的解释很严格,这就造成了一个先例使得以后都很难依这条法律定罪。最高法院没有判这条法律本身违法,但通过一系列的判决,提出相当具体的司法标准和指导精神,严格限制这条法律的使用,从而令其基本成为一纸空文,公民可以放心批评政府、甚至用相当暴力和激烈的语言批评政府,而不用担心被抓。

必须强调一句,法律从来不是死板的条文,而是用鲜活的实例来阐释的、与时俱进的原则——20世纪于耶鲁和哥伦比亚法学院兴起的现实主义法律运动已经成为当今法律界的共识。法律条文最多只能说,”蓄意鼓吹暴乱是会砸到小朋友的,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但到底什么行为才能称为蓄意鼓吹暴乱、受到惩罚?干巴巴的条文无法告诉我们,这就要靠法院的判决来界定。

为此,高教授引用了Schenck v. United States一案。

“美国在上个世纪就先后审理了申克邮寄反征兵传单,煽动军人反抗服役案……英美国家通常以“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THE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作为定罪标准。这一原则是依据美国霍姆斯大法官在申克寄发反征兵邮件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中的意见而确立的。

……

高铭暄教授认为,美国法院就限制言论自由问题提出的具体认定标准,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启发意义的:一是言 论自由是一种可以根据危害结果来衡量的可以限制的权利;二是言论自由的限制与否之标准,是根据在一定环境下的言论给现实秩序造成的危险的性质和程度来确定 的。据此,对具体的、极易引起社会动乱的煽动言论,国家必须加以限制。”

这体现出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低级错误。英美法是习惯法,有尊重判决先例(stare decisis)的传统。然而,先例有时会被推翻,或是严加限制从而不再适用。比如1896年的Plessy v. Ferguson的判决认为种族隔离不违宪,但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最高法院勇敢地站出来保卫黑人权益,在著名案例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4)判决种族隔离违宪,推翻了Plessy案的坏先例。

高教授引用的Schenck案中所用之“明确和现实的危险”的言论审查原则已经明确被Brandenburg v. Ohio一案的原则取代。这个最新的原则更为严谨,认为政府无权禁止煽动性言论,除非这种言论是“蓄意煽动/制造迫在眉睫的非法活动”并且“很有可能导致这种非法活动”(见Brandenburg案判决,第447页)。也就是说,公诉人必须证明发表言论者

1)有明确指向地煽动混乱(而不仅仅是他的言论容易最终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2)这种混乱不是在不可预知的将来,而是迫在眉睫(也就是说一群人听了这个言论,已经磨刀霍霍,准备上街砍人了,而不是说一群人听了这个言论,以后有可能某一天跑上街头砍人)

3)发表的言论必须是“很有可能”导致混乱的

上面的标准明显比“明确和现实的危险”要具体、要严格得多,从而宣告了Schenck案的审查标准的过时。在这个新的标准下,即便美国共产党发表言论明确号召大家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美帝政府的统治,也是不受惩罚的——除非他们号召了一群人上街砸店、冲击政府,而且这群人正准备上街砸店、冲击政府。所以,在美国“煽动颠覆罪”要求非常高,已很少执行。而后一种真正预谋暴力的行为很多时候已经进入了普通刑法惩治暴力犯罪或预谋暴力犯罪的领域,所以政府其实也无需引用禁止“颠覆政权”的法律。

道格拉斯大法官与布莱克大法官在Brandenburg案中的单独的并存意见(Concurring Opinions)里也认为,“明确和现实的危险”标准在言论自由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不应有一席之地(见Brandenburg案判决,第449页)。道格拉斯大法官更是明确批评了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不合理性——政府对某些言论的威胁会进行夸张的描述并以此说服法官;另外,上文提到的Dennis一案对“明确和现实的危险”标准的使用,已经使之成为政治迫害的工具(454页)。所以,法院必须做出更明确的指示,严格保护言论自由。

[再来一句题外话:这些刑事案件的名称是笔者刚才所描述的“对抗制”的极佳诠释。Schenck v. United States意思就是申克先生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官司,体现了公诉人(联邦/州政府)和嫌疑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当然有的地方更过瘾,比如纽约州的刑事案件是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v. XXX,简写为People v. XXX,其中XXX是犯罪嫌疑人,意思是说,检察官代表纽约州的人民去起诉某某某的犯罪行为]

所以,高教授对美国“煽动颠覆罪”的阐述,是基于错误的法律调研基础上的错误结论。

补充1:留言里面有些朋友对高教授产生了看法。我无意抨击高教授个人。在讨论中坚持对事不对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知道别人在什么情况下发表这些观点(这个我也不评论)。但反过来,错误的调研和错误的观点还是应当指出的,否则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起来是能忽悠不少人的。我如果不做过调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些观点。

补充2:在美国有两种挑战法条合宪性的方式,一种叫facial challenge,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条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违宪;另一种是as-applied challenge,意思就是具体应用的个案审查。但个案审查也是可以建立很一致很有力的标准的。

伊利集团邀“官”施压, 封杀各媒体关于官商勾结掏空公司的报道

伊利集团邀“官”施压, 封杀各媒体关于官商勾结掏空公司的报道 Posted: 14 Jun 2011 07:25 PM PDT 6月13日,伊利集团前董事长助理张三林实名举报董事长潘刚勾结高官储波之子掏空公司,引起渲染大波,但第二天的平面媒体和网站正式报道却寥寥无几,结合了宣传部体制政治权力与传媒广告金元大棒的伊利,让中国媒体面临着政治审查外全新的对新闻自由的侵蚀和考验。 13日,伊利很快以其强大财力为后盾,开始在网上上删除相关帖文。当天下午,发表在天涯、凯迪、新浪杂谈等BBS的举报信已经没法打开,相关内容则通过微博客等渠道,转贴到许多中小网站上。 13日下午5点,《财经网》刊发报道,《伊利放量跌停疑因网络公开举报各网站大规模删帖》。文中称“今天上午,各网站已几乎同时开始大规模删除相关帖子的行为,主要门户网站微博也同样开始删除用户发布或转发的相关内容”。 6月13日晚间,伊利股份在发布公告,将于6月14日起临时停牌 。 伊利除发“澄清”声明,称该举报信“纯属捏造胡编,举报人张三林不是伊利正式员工”外,伊利集团的公关负责人还向媒体放话,称张三林年轻时曾组织“反革命活动”,被公安局“依法惩办”,这一说法也成为媒体人和网民的笑柄。 整个晚上,伊利公关团队网络删帖的努力都在持续。 例如,6月13日下午,凤凰网制作了了“传伊利股份董事长潘刚遭实名举报”的专题;6月13日晚间,“证券时报网”发表“伊利董事长潘刚被实名举报舆情分析”的文章,这些专题在第二天(6月14日)都已无法打开。 事实上,到了6月15日晚间,许多中小网站上的网友转贴的举报信原文都被删除。 伊利的公关之手更伸向了有能力做深度调查的传统媒体。事发第二天,也就是6月14日,许多财经媒体都未能刊发此事的跟踪报道。 《21世纪经济报道》周斌财经版主编在微博客上抱怨“连夜大撤稿,差点开天窗,郁闷至极”。他说,“我估计今晚很多做新闻的人,会对那家牛奶公司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有该报记者在微博客上透露,《21世纪经济报道》在当晚收到了短信形式的禁令,被迫半夜撤稿。未刊发的报道披露,举报人张三林是伊利前董事长郑俊怀老部下,多年持续举报目的有二,一是在郑出事后受不公平待遇,二是替郑在斗争中落马抱不平。 此外,报道还透露:“举报人张三林在2005年已经完成检举信并送至最高检,但一直未有立案。其次,张三林的2000-2004年材料部分来自2004年当地司法机关对潘刚的调查,但不久调查被地方政要(应指内蒙前任党委书记储波)压下。” 《中国经营报》记者晏耀斌在微博客上说,“本报记者还在前线战斗,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媒体被强奸,错不在媒体,大企业邀“官”来压,能咋办?” 《财经》杂志的母公司“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杨浪则说,今天,“那家牛奶公司”堵了所有媒体的口,却在所有相关媒体心里栽了!

“双规”合法性与冉建新之死

北航经济学教授韩 德强在《析贺卫方的公开信》(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106/238794.html)中有这样一段 话,涉及到了“双规”这种办案方式的合法性问题,表述如下:在中国,如果严格遵循程序正义 原则,则所谓的“双规”就属于违法。“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被“双规”的官员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说, 凭什么“双规”?有证据证明我犯有贪污、受贿罪,就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双规”,这是让我自证其罪,这是有 罪推定,这是口供主义,这侵犯了我的人权,违反了程序正义的法治原则。这样,所有的贪官污吏都可以高枕无忧、弹冠相庆了。幸 亏中纪委不吃这一套,靠“双规”带来的“马桶效应”,还是抓了一些贪官污吏。什么是“马桶效应”?一旦某官员被“双规”,他 就被暂停行使职权。周围所有的人都明白,“黄四郎”倒了,可以检举揭发了。于是,证据雪片般飞来。这就像一个人坐在马桶上, 只要不离开马桶,臭气散发不出来。一离开马桶,自然臭气熏天。

冉建新之死是对韩 教授前半段论述的最有力论证。

附:http://www.infzm.com/content/60256

冉建新死亡事件(南方周末)

作者:上官兰雪2011-06-10 10:00:00来源:infz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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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凌晨,利川新闻网一则新闻报道称利川千余市民在市 政府办公大楼前聚集,出现少数人员向值勤民警投掷矿泉水瓶、鸡蛋、杂物和推倒电动铁栅栏门、袭击执勤民警等情 况。为防止事态恶化,公安机关依法迅速采取措施,及时妥善处置了这一群体性事件。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死亡背后是 否存在所谓的真相?妥善处置的方式又是什么?一连串的问号都亟待解答,不过这些问题始终绕不开一个人:冉建新。

突然暴毙

6月5日,在天涯等多家网站,有人报料称湖北利川原反贪局长 冉建新在巴东看守所被活活打死,一时备受关注。网帖称,2010年11月,冉建新被利川市纪委以失职渎职罪名双 规,2011年6月在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检察院身亡,“死者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 痕,其状惨不忍睹。”帖子中附有死者冉建新的多幅照片。

冉建新,男,49岁,曾任利川市检察院反贪局长、副检察长、 利川市司法局局长,随后调任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羊城晚 报》报道称,2010年11月13日,冉建新被宣布“双规”,利川市纪委要求他就“三违”治理工作 中的相关问题做出说明。 2011年1月3日,巴东县人民检察院依法立案侦查。2011年5月26日,利川市人大常委会通过议案,许可市检察院对冉建新依法逮捕。9天后,冉建新突 然死亡。

对于冉的死亡,巴东县委宣传部的说法是,6月4日,巴东县人 民检察院在提审冉建新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冉建新身体不适,立即将冉建新送往巴东县人民医院救治。当天16时 30分,冉建新经抢救无效死亡。天涯网帖发帖人说道,在得知冉建新突然死亡后,死者家属迅速赶到巴东县,他们提 出要查看死者被审查时的监控录像,却被告知监控录像坏了,“为什么全检察院的监控录像都没坏!而单单那个审讯室 的坏了?”经过反复交涉,死者家属才被允许拍摄死者照片。

群众口中的“冉二哥”

冉建新究竟是何许人也?

根据利川新闻网的报道,这次群体性事件,除大多数人围观外, 少数人是以“冉建新死亡事件”的名义聚集的。自6月7日以来,连续几天都有少数市民在市政府办公大楼前聚集。6 月9日一大早,利川市政府办公大楼前又陆续出现人员聚集,10时许达到1000余人,最高峰时超过1500人, 致使现场交通完全中断。一些聚集人员不听劝阻,于6月9日14时起开始强行突破警戒区,推倒电动铁栅栏门,以矿 泉水瓶、鸡蛋和杂物等袭击执勤民警,造成多名民警受伤,现场秩序受到破坏。

而冉的故事可能要从教场村八组说起。利川辖2个街道办事处、 6镇6乡,其中都亭街道办事处是利川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教场村则是都亭街道办事处的核心区域,该村有 11个村民小组,共计3000余人。相关媒体记者调查得知,冉建新被控在“三违”工作中失职渎职,正与教场村八 组有关。

据当地居民介绍,教场村八组600余人,原有土地300多 亩。从2002年起,该组土地陆续被征收完毕,但善后工作不尽如人意。其中体育路是经过教场村的一条主要干道, 道路两旁的泥瓦房因道路扩建被拆迁。该组村民提出自拆自建,在政府征走的157亩土地中,占用9亩,建设村民公 寓楼。2009年3月份,自建房破土。对此,利川市纪委书记李伟曾到现场,高度赞扬这一模式。 然而,2010年“三违办”却称,村民自建房属于“三违”范围,需要治理。

当地村民说,虽然“三违办”态度强硬,但是冉建新顶住压力, 支持建房。目前,这些房屋还在建设当中。 失去土地的村民大多无业,自谋出路的他们在道路两侧人行道搭起摊档,做起烧烤生意。 对此,利川市“三违办”多次要求都亭街道办事处清理,但冉建新认为民生多艰,没有响应。在大会上,他被李伟点名批评。 2010年,“干部三违,一律停职”这8个字几乎天天在当地电视节目中滚动播出。

遗书称被借机报复

相关媒体在6月10日的报道中公布了一张冉建新用卫生纸写下 的“绝笔”,冉在遗书中称“从(2010年)12月中旬至2011年元月中旬,办案组将凡属与我有往来的,有工 作关系的朋友同事,以核实为由,逐一通知到基地,采取限制人生(身)自由,保安24小时看管,收取身上所有物 品,同两规一样,每天静坐16小时以上,有的甚至20小时,坐铁板凳,不让睡觉不让坐等方式,收集证据材料,在 此过程中,有干部、职工,有村居干部,也有一般村民和老板,很多人什么事没有,关了上十天。”一位接近冉建新一 案的人士透露,受冉牵连,至少有40余人被带至利川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调查。仅教场村就有20余人,村干部与村民 皆有。

此外,因冉建新曾在利川政法系统工作多年,利川检察院亦有数 十名人员被纪委约去谈话。“他们说,只要主动交代了冉建新的问题,纪委绝不追究,该提拔的提拔,该升迁的升迁, 绝不影响。”

是非成败转头空

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对于办案人员拷问的经济问题是否存在 呢?冉建新在遗书中承认自己的确有收受红包的问题,但是没有透露更多详情,冉家人亦称,在官场浸淫多年,冉建新 不可避免沾染一些陋习,收受他人钱财,“但属于人情往来居多,绝不会牵扯到经济犯罪。” 6月8日晚,利川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找冉建新兄弟冉建学谈话,要求家属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争取权益。随后,冉建利、冉建学、冉建文三兄弟在网上发布一则 《告亲友书》,恳请冉家亲属,冉氏族人及同情冉建新的乡邻好友不能聚集在市政府门前,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等待最后的结果

中国新闻网的 最新消息,湖北恩施州纪委新闻发言人6月9日首度回应了“冉建新”事件,称冉建新案件是湖北利川市纪委监察局自 办案件,在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纪违法现象,恩施州纪委组成调查组,正在调查之中。

湖北恩施州巴东县官方网站6 月9日下午6时发布消息称,巴东县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赵小育、谭运龙在办理冉建新案件中涉嫌职务犯罪,恩施州人 民检察院依法立案侦查并决定对其刑事拘留。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 批准:郑雪松辞去巴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转贴]人民需要的是变革,而不是红歌 !

[转贴]人民需要的是变革,而不是红歌 !

来源: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7371468

 

我们这一代都是在所谓“红歌”中长大的,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

我现在能回忆起的“红歌”应该还有很多,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雷锋,我的战友”、“翻案不得人心”、“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等。这些歌曲中,有些确实起到了鼓动作用,像“咱们工人有力量”在当时的年代,确实给人以自豪的感觉,尽管当时的工人还是勒紧裤腰带,低工资、低福利,建立了一个个国有企业,但由于有画饼存在,至少在精神上还给人以激励;“雷锋,我的战友”其旋律至今留在我的脑海深处,尽管歌词粗糙,充满了浓厚的极左造假味道;而“翻案不得人心”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造成了这个民族整体的困惑,不仅曲调令人厌恶,歌词也显示了在 “共产主义道德”失败后,及其无奈和穷困潦倒败落的精神病狂躁症。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以“共产主义道德”,但从它破产至今,共产主义道德是什么?具体包括那些内涵?有没有现实基础?至今无人能回答。红歌中的理想与现实落差太大,红歌之间互相矛盾和排斥导致民族无所适从。

郭沫若先生1976年5月和10月分别写了两首“红歌”歌词,5月的歌词名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歌词如下: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而10月的歌词名为《粉碎四人帮》,歌词如下: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作为一个被捧为戏剧、考古、甲骨文、诗词、政治等等众多头衔的大师级人物,其前后的反差,确实反映了当时年代的典型投机嘴脸。这绝不是个案,而是整个民族被迫陷于人格分裂的经典代表。在某种程度上说,反映了共产主义文化的虚无和两面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苏联建立起第一个红色国家起,共产主义文化就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而不是人类发展自然而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它并没有现实基础。

上世纪80年代仍然延续了这种现象,比如“党啊,亲爱的妈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人格分裂,我们且不看这首歌词作者多么谄媚,我们只把他当做民族人格分裂的其中一个反映好了。这首歌使我们困惑,到底人民是妈妈?还是党是妈妈?到底谁用乳汁把谁喂养大?如果说人民是妈妈,那么歌词与党一贯标榜的人民与党的关系确实是个颠倒;如果说党是妈妈,那么这个妈妈确实厉害,她承担起喂乳汁,扶走路,教说话,学文化,设计家庭蓝图的作用,确实伟大!因此,从这一点看来,该首歌曲与《东方红》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人民是婴儿,不成熟,需要不停地冠以乳汁,所以党不仅是妈妈,还是大救星。

问题是:中华民族号称5000年,那之前4910年中华民族这个婴儿到底做什么去了,这个婴儿怎么就滚雪球滚到那么大,我们民族确实困惑,难道几千年前的诸子百家都是婴儿文化?亦或老年退化?

倡导的文化不会产生久远的效应,这一点已被历史多次证明,一方面因为它的转换效应非常明显,当“婴儿们”高唱《翻案不得人心》时,现实却在不断地转换,使“婴儿们”面面相觑,无所适从,“天安门事件”翻案了,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刘少奇们被平反了,孔老二们又被提倡了… …这是否就是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呢?另一方面,它得负面效应非常大,在一个一元化文化中,常常导致判断标准扭曲转化,在《峥嵘岁月?盛世放歌》文艺晚会中,人们听不到教育现状的艰难,听不到农民被迫离开家园的疾苦,听不到工人的现实诉求,听不到市民在“公共利益”名义下的无奈,这样的红歌能激起人们的共鸣吗?而一旦人们冷眼旁观时,歌舞升平的景象还能粉饰多久?

很多人至今不明白民族文化从来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那是一种积累,邓丽君的歌出现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但她永存于我们心中;《红楼梦》不是授意编写的,而它成为了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黄河大合唱》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成为那个时代民族奋起的象征… …

人们讨厌一场场运动,不仅仅因为这些运动令人讨厌,给民族造成极大创伤,民族觉醒的标识还在于人们问,这样一场场运动的成本出在哪里,当一方面信誓旦旦说“财政监督、公开”时,另一方面动用纳税人上缴给国家的纳税钱随意用于宣传自己时,人们只能产生愤怒,而不是激情和共鸣。

不要玩空手道,我们民族需要面对现实,需要面对真实,我们民族不需要虚构,不需要做鸵鸟。我们民族是很优秀的,我们相信绝对具有创新能力。我们有感于美国历届总统哪种朝气蓬勃,在大众中产生领袖是我们民族未来希望所在;我们有感于美国拥有那么多核心技术发明,科技体制的改变是我们民族崛起的瓶颈之一;我们有感于发达国家工人权利的正当争取和贫富差距的缩小,建立工人自己的独立工会是工人未来的方向之一;我们有感于发达国家财政公开和监督机制的健全,大众选出真正的自己代理人是有效监督财政开支的很好方式… …这些远比搞什么“唱红歌”有效,所谓“唱红歌”不过是老掉牙的政治运动的现代翻版而已,确实无聊得很。

诗人顾城的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去寻找光明”非常经典,我不妨改一下:“历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去寻找光明”。

确实,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这个名句不断地警醒我们,我们民族反感运动,我们民族是自然的,朴实的,因此是扎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才是民族根基所在。

“新青年学会”案资料

一. 乌有之乡网站创办人范景刚的背叛人生
http://hi.baidu.com/yangharrylg/blog/item/da26b1de6f1e6053ccbf1ab3.html

人们现在热议《聂绀弩刑事档案》、《卧底》所曝光的著名画家黄苗子、著名作家冯亦代在那个非常年代的告密与背叛行为,孰不知如今一心想为“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平反的极左网站“乌有之乡”[见附件]的创办人范景刚却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现实中的告密者与背叛者。

范景刚,原名范二军,是2000年成立的自由主义组织——“新青年学会”的八大骨干成员之一。2001年,新青年学会骨干被一网打尽,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8到10年徒刑。学会的另外三名成员范二军、黄XX、张XX因作了伪证陷害杨子立等四人而获得释放,第八名骨干成员李宇宙是卧底,后来逃到了泰国。

杨子立等人被捕后,由于缺乏犯罪证据,法庭主要根据范二军的伪证:“杨子立主张和平演变,靳海科主张暴力斗争,他们的目的都是推翻政府”才将杨子立等人判刑。

范二军因为害怕自己的伪证与背叛为世人所不容,于是改名“范景刚”。大概是由于感觉到“右”太危险了、太可怕了,越左越安全,于是他将自己的政治立场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改做极左派的骨干,创办了乌有之乡书社与乌有之乡网站,开始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鸣冤叫屈。范景刚是聪明人,他这样偏激的观点既可以出大名、赚大钱,又可以回避政治风险,真是绝顶聪明的如意算盘。可惜,那些被乌有之乡忽悠的民众至死都不知道“范领袖”的真实面目,更不知道自己的悲惨命运源自极左的谎言与专横

张宏海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二审辩护词
范二军的伪证

作者:张思之
合议庭:
一审判决不顾法庭审理的实际情况,不考虑控方的所有主要证据经质疑或被否定或被推翻的客观事实,居然大体上抄录“起诉书”的内容改为法庭的“审理查明”,认定张宏海等人“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此后“多次秘密聚会,提出改变现政权,实现社会的变革,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该判决断言:“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我们反复地研究了案卷材料和一审庭审的实际,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统观案情,认为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的描述掺杂了臆测,所持的理由充斥着武断,所谓证据经质证之说,更是在基本方面远离了庭审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对该判决持否定性评价。以下详予辨析,为张宏海辩护——先说证据。
一审判词列举的证据包括手稿及日记(证据第13项、14项)及“户籍证明”(证据第20项)共20项,详尽无遗,我们仅就其中的主要几项再次提出以下质疑:关于三份证言(即前三项证据):(一)黄海霞证言。她的证词据判词所引除叙述了杨子立、徐伟的个别言行之外,重点交代了“新青年学会成立的目的是要改变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变G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建立新型的民*主体制,动摇G产党领导的地位,动摇G产党的威信。”这里暂且不论个人的言行与“学会”的言行应加区别,也不论黄海霞所说的“目的 ”不见于该“学会”的章程,我要着重说明的是:她在作证之后,不久就向一审主审法官发了题为《关于我的证词》的声明,指出:“我的证词中提到的他人思想的内容,都是我根据个人印象作出的推测。”请注意,是“推测”,而不是亲见、亲闻的事实。她还说:“我们中任何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在公共场合下明确地说要推翻政权的原话,我们从不用‘推翻’这个词。”这就从根本上推倒了上述证言的内容。然而这份重要的关于本人证词的修正声明,一审始终隐而不发,从不出示,更未质证,待到一审案结,方在卷中发现。我们可以不问一审的违规与不公,但问:依据这份声明,一审确认的黄海霞证言,除了说明控方在取证方面的瑕疵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对于前证涉及的情况和问题,还有什么证明力呢?
(二)李宇宙证言。李作为“线人”,他对于张宏海等人的揭发,自始有他明显的摆脱自我、戴罪立功的倾向,当庭受到4名被告人的一致质疑与彻底否定。李宇宙证言与黄海霞证言互不一致,大有出入,也暂且不论。他本人在逃亡国外、异国避难之后,就一再通过互联网发表声明,推翻了他前此对国安局作出的一切证言。我们一再要求李宇宙出庭质证,辩明真伪,一审法官避而不答,未置可否,二审予以否决,令人遗憾。可是,未经合法程序质证的证言,怎么能作为证据,据之定人以罪呢?
(三)范二军证言。据控方提供复经一审判决确认的范二军证词是:“张宏海全盘否定G产党,在聚会时的言论中有推翻G产党的意思。”这个证词,不仅被方才宣读的范耳军今年十一月的新证和黄海霞的声明所否定。细审检方所举的这个证词的内容,更不难发现问题。人家言论中有什么“意思”,是否有“推翻”谁的意思,见仁见智,是听者按照个人的领会或推测而发出的一种感悟,即出自主观上的断定,怎么可以用感悟所得的“意思”加罪言者处以严刑?范二军还证明说:“归纳起来,学会成员两种观点,都是要用不同的形式去推翻G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现在的道路。”哪两种观点呢?范二军没有出证,他那“都是”的判断又证明着不存在两种观点。哪些“不同的形式”可以推翻G产党的领导呢?范二军也没能出证,证明着他自己或者说不清楚或者根本没有其事。用这样的证词来证实“颠覆案”的成立,有什么证明力呢?这样的证词毫无证据的价值显而易见。必须指出:范二军当初之所以要这样作证,与他在案中的身份关系密切。他应属“另案处理”的同案犯。至于是否另行立案,如何处理,或者是否立案处理,判词并不涉及,也与他的“同案”的身份无关,那时有没有被人威逼或者急于立功、摆脱自我的情况,请一并予以审查。
综合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三份证词,无一能够作为证据证明张宏海有罪,无可争辩。
二、“工作说明”。
这是一审判词列举的一项重要证据。我们在一审列举充分理由详细说明该“工作说明”不是书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控方对此在法庭上未能作出哪怕是一语的辩驳,一审判词也未能作出哪怕是一句的否定,但却列为证据之第19项,证明“各被告人在几次集会时的言论及观点”,什么言论,哪些观点,又统统不能实指,这是在证明什么呢?我们更有理由质疑:即使发表了言论。阐释了观点,又何罪之有?难道在与时俱进的今日又恢复了“思想犯罪”、“以言治罪”的极其落后的刑事制度了么?这一点,相信合议庭不会准许。
三、涉及“新青年学会”(下称“学会”)的证据,分列6项,综合申辩如下:(一)判词给“学会”定性的证据有章程草案、宣言未定稿和誓词,主要是前两项。关于章程,判词只有一句话,即“宗旨为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研究章程,宗旨问题当然是关键。卷中另有一份《章程草案》,其宗旨是“解放自己,改造社会。”内容多了自我解放一条。客观地考察这两条宗旨,这既是公民对自我的积极要求,又是对社会承担并力图实现的责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构不成对政权的“颠覆”。关于宣言,判决书与起诉书一致,在它的那段“经审理查明”的主要断语中都不涉及,而在证据的第11项中指出:该宣言证明:“学会对现政权不满,并煽动广大青年要有所行动”。对此,有四点质疑:第一,控方在一审中并未出示宣言的原件进行质证,卷中材料又不见宣言全文,显然是胎死腹中的未定稿,不是正式宣言;第二,该未定稿中根本没有涉及对现政权好或不好的看法,不涉及满意或者不满意的问题;第三,所谓“有所行动 ”,是判词强加于人的空帽子,而据该宣言未定稿的文字无非是要“从自身做起,解放自己,解放青年,勇敢地担起改造社会,建立新世界……”。试看这些行动果然实施有什么不好,又何罪之有呢?第四,判词中的“煽动”之说,不知来自何处,根据什么?列举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煽动青年”的罪行,而又写不出“煽动”的事实,于是不得回避“煽动”的罪名,使证词与判词完全游离,这怎么能判定被告人有罪呢?
(二)关于所谓“讨论议题主要包括斗争策略及成为执政党的近远期规划”,列为证据之9,检方名为“无标题议题”,认为出自张宏海。这份“议题”,原件上没有题目,张宏海方才也断然否认看到过,当然更不是他的手笔。查其内容,应是一份很重要的材料,可是,问题在于:其中的所谓“斗争策略”与“远期规划”看似惊人,与“学会”无涉,与张宏海无关。应当指出:本案在起诉之后一再退侦,不知何以对它不作笔迹鉴定,却硬要强加给张宏海,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建议二审补救。
(三)关于“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这是一审判词的认定。但暗语的符号、标识及其内容都是什么?何时规定?又为何在20项证据中竟无一项涉及?证据中只有李宇宙一句“会员曾提出过使用化名”的证词,即使该证成立,“使用化名”与“使用暗语”作为策略岂不是风马牛?怎么可以用捕风捉影的手法形成判决治人以罪!
(四) 一审认定,张宏海等人于2000年5月“非法成立新青年学会组织”,“8月以来多次秘密聚会”,对此有两点申辩:第一,非法成立组织,与成立非法组织有原则性的区别。一审判决认定张宏海等人非法成立组织,无非是指他们的学会未经注册登记,然而这仅属违规,构不成犯罪,这是常识,更何况学会存在不足五个月就自动宣告解散,违规行为已自我纠正!第二,“秘密聚会”之说与实际不符。学会仅有的5次聚会,无一没有非会员参加,其中大多还在会上就研讨的学术问题或社会现象发表了意见,仅据卷载的就有熊晋仁、何忠州、刘军宇等十一人,如此松散的、群众性的“聚会”,从哪个角度说都没有理由称之为“密”,这是常理。两种情事都易判明,诸位法官定会明察。
以上是关于证据问题的申辩。应当补充说明的是:一审不将被告人的辩解作为证据,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请二审予以补救。
再说案涉的被告人言论与观点等问题。分四点:一、首先应着重说明:判词中涉及的“言论”与“观点”,除学会的章程与宣言外,都分属于各被告个人,不是也不能视之为四被告人的统一的言论与观点,更不是“学会”的言论与观点。举如判词提出的《怎么办》、《做新公民,重塑中国》两篇文章,出自个人,第一篇甚至不是学会成员的著作,至于文中的观点,四被告人并不一致。卷有记载,2001年6月14日,预审员问作者:学会会员对你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什么看法?他明确答道:“杨子立对此不是很赞同。”这就充分证明我们的立论符合实际情况,判词的断法不合事理。
二、关于“积极探索社会之道”以及“假民*主”和“结束老人政治”等三个观点与言论,我们在一审辩词中已详予辨析,说明被告人的无辜,不作重复。
三、关于“重新建立一个自由化的社会制度”。所谓“自由化的社会制度”,是一审判词的概括性提法,语出第17项证据之中。而张宏海、杨子立等人的提法仅限于自由主义,并非“自由化”。他们是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来探讨的。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哲学思想,或是一种经济观点,有时也用来说明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总之不是一个局限于政治范畴的概念,更不好引申为政治上的“自由化”而视为异端邪说予以讨伐,甚至加人以罪。富有激情的青年人,对这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性问题进行研究,即使在探讨过程中有其失误,即使他们的观点不能为人所容,似也应予以鼓励与引导而不宜约束与惩治!陈寅恪大师倡导的“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是治学的圭臬,做人的准则,至今熠熠生辉,光照后代。多少代人向往着、追求着自由!几个青年人追求一点自由,主张一下自由主义,怎么就该诉诸法律,予以严惩呢?相信各位法官能以明鉴。
四、关于“ 提出改变现政权”。这个提法也出自一审判词的概括。所谓“改变”与“颠覆”决非同义。“改变现政权”更是意思含混、极不明晰的一个没有确切含义的概念。“ 颠覆政权”则不同,它在法律上有着确定的含义与法定的条件,一审判决任意换置概念假人以罪,是真的应予推翻的。请求改判,理在其中。
最后陈述本案焦点,提请审查。
审判长:根据全案材料客观地研究案情之后,可知本案焦点在于几个青年草创了一个学会即“组织”,又曾在网上和5次聚会中发表了关于社情与国情的言论,此外别无行为或行动。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该学会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章程,因而还不能认为是一个正式的社团。第二,一个学会是否能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应从其宗旨与会员构成和他们的言行中具体加以分析,方能得出实事求是的判断。考察“新青年学会”,是几个青年基于热情而成立的、以学习与研究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极其松散的小小团体的雏形,他们在成立之后总共有5次聚会,讨论关于社情、国情的学术性问题,目的在于“ 探索社会改造之道”。众所周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举国上下,正在为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而努力。振兴的提出,说明诸事待兴。而在这“待”与“振”的过程中必然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探索。试以本案为例,宪法明定的结社自由不正需要人们去探索实现之道么?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构不成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第三,各会员即本案被告人的言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也应从言者的动机、目的审慎考察,有些言论、有些思想观念,有人有权断为“反动”,但退万步说即使是“思想反动 ”,也还是思想性质的问题,毕竟同犯罪无关,按照政策,只能予以教育或者批判,决不该绳之以法,严予镇*压。这是在研究本案的犯罪构成要件时必须把握的原则性界限,万万不能混淆或者偏离。一审判决的错误明显,恳请纠正,另作明断。
合议庭:本案超期羁押、超越审限,极为严重,至盼二审对此给予关注,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们更指望二审能够排除干扰,秉公执法。
张宏海辩护人:张思之 阎如玉 2003年11月3日

二.  子立的辩护词

诸位法官

感谢能给予我再一次开庭辩护的机会,在此,我要对自己做无罪辩护。

我们四人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所以我首先想阐明颠覆罪的基本特征,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是指使用暴力或以暴力 为后盾不经法定程序,强行改变国家宪法规定秩序的行为,通常表现为暴动或是政变,因此,颠覆罪的两项重要特征,一是暴力;二是非法。所以那种“和平颠覆政权”及“合法颠覆政权”的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我想证明,如果公民发表的观点和宪法的某些条文相抵触,那么这属于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而不是违法 犯罪。因为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都是人为制定的,并且是允许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修改的,所以,一定要有人提出和法律原有条文不一致的新建议,立法机关才有可能讨论,通过新的议案,从而完成对原有法律的修订或制定新法律。提出议案固然是人大代表才具有的权利,然而议案的内容却来自学术界的提议或民意的表 达,因此,公民有权对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原则以及具体条文提出不同意见,这正体现了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原则,比方说:几个人在玩扑克游戏,每个参与者都有权提议修改游戏规则,但在游戏规则被更改之前,每人必须按原有规则出牌 。提议修改规则和遵守规则是并行不悖的。

再举一个事实上的例子: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市场经济,而当时的宪法却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经济”。邓小平当时只是一公民,他的言论并非违法,而是在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经过后来人大的讨论和决议,宪法原来的条文被修改。所以说,即使有人 提议的观点如三权分立,和宪法的具体规定有不一致之处,这也是合法的言论自由,如果言论中没有提倡暴力或非法行为,那么这种言论就更谈不上是颠覆性的。

再次,我想讲清楚犯罪未遂和非罪的区别,犯罪未遂是指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未达到犯罪的目的,而非罪则是根本没有任 何犯罪行为,就颠覆罪来说,一般都是未遂犯,因此区分其有罪和无罪的关键是看,有无犯罪行为,而不是看犯罪目的的是否达到,犯罪目的只是构以成犯罪的必要条件,而非充份条件。因此即便能够确立犯罪目的,如果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也只能确定无罪。

现在看看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

起诉书指控其他五人“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以及后来我和他人加入。对于“新青年学会”的成立以及我的 加入,我对此不持异议,但起诉书指控的“非法成立一说,却不能成立。”因为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我们的自由结社因此谈不上非法,那么,是不是违反了《社团组织法》呢?首先《社团法》用来规范各类正式社团,正式注册的社团可以做为法人开展社会活动。而“新青年学会”仅仅是一些互相熟悉的青年朋友组 成的小圈子,既没有经费来源,办公地点,专职人员等正规社团的基本存在条件,也不准备以社团名义开展什么社会活动和对外交往,因此,“新青年学会”如同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棋牌、外语爱好者自愿组成的小团体一样,不是什么非法组织,另外,即便我们的结社行为不符合《社团法》的规定,那也不是违反刑法,因此不属 于犯罪。还有,“秘密结社”和“秘密聚会”的说法,除了营造一种玄秘的犯罪气氛外,并无实际意义,难道为了避免“秘密”嫌疑,所有的活动都必须大张旗鼓的宣传吗?

阐明了一个基本法理:只要言论中没有宣传暴力和非法行为,我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就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不是颠覆行为。

起诉书继续指控我们四人提议“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首先自由化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不是四个人的一致观 点。其实,如前所述,“自由化”的观点是学术观点,属于言论自由而不是犯罪。至于“重新建立”四个字则是强加的,按我的观点:“自由化”指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样“法治化”是指法治程度的提高,不能因为“自由”、“民主”、“法治”等词语后边有一个“化”字就理解成推翻现有法律制度并重建一套新的法律体 系。

起诉书指控我们四人“主张在全国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站和刊物,扩大组织规模和影响”。设 立分会确实有人提议,但也不是全国都设立;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并非某人主张,而是包括我在内的某此人的兴趣爱好。我的个人网页早在1999年就建成使用 了,发表网上文章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一个合法的、有效的途径,进行网上学术交流,是很正常的。筹备创办互联网站确实筹备了,但这是公民文化权利的一部分 ,到2000年底,包括我个人网站的各类民间网站不下十万个,这并非是违法行为。后来国家出台了一些互联网管理规定,但是我们筹备的网站由于学会解散,后来并未建设,所以也谈不上违法,创办刊物则是根本没有筹备,只是有人提议而已,扩大组织规模对任何一个小圈子来讲,都是一种正常行为,由于没有对外宣传“ 新青年学会”,所以扩大影响是不存在的。

起诉书指控我们四人“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那么,使用暗语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为了掩盖已有的犯罪事实呢?并非如 此,这是因为我刚加入“新青年学会”。在学会还没有进行任何活动的时侯,秘密警察就找到海科进行调查,并且海科正常的地质工作也受到影响,为了防止其它人也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新青年学会就宣布解散了。同时有人提议,如果再有新青年学会的麻烦就使用暗语通知,以防非法窃听,实际上暗语根本没用上,可见,使用 暗出于政治上的恐惧,而恐惧本身不是犯罪,必须承认政治恐惧症是广泛存在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人被秘密警察找上门都会恐惧,即使他没有做任何违法事情也会如此。所以,在没有其它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使用暗语也不过是公民的通讯自由罢了。

起拆书指控我们四人“在互联网上发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 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首先,这两篇文章并非集体决议,而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其次,整篇文章的内容不应只根据其中两句来判断,再次,这两句话固然包含着一定的错误观点,如民主应当是程度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但是学术观点的是非并不等于犯罪,这两句话中既没有宣传暴力,也没有提倡使用非法手 段,所以这也并非颠覆性的行为,还有,如果不把这两句话看成学术观点,而看成是个人抱怨或牢骚,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对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发发牢骚和抱怨也是正常的。

起诉书最后指控我们四人“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首先,这里指控的“ 推翻”和“颠覆”就不成立。因为前文已经论述过,“推翻”、“颠覆”成立的必要条件包括暴力性和非法性,由于在所有的证据中都没有涉及使用暴力和非法的手段,因此不能认为我和他人有“妄图推翻”和“妄图颠覆”的企图,其次,既便不用“推翻”和“颠覆”而用“否定”也是难以成立的,在我的文章中确实有批评马 列主义的观点,但是不能把否定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把否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同于否定现实的中国特色,否定阶级专政理论等同于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其根据是中共16大提出的“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16大报告指出,一定要从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式的理 解中解放出来,一定要从形而上学的桎捁中解放出来,要有创新精神。既然要创新,就必然要提出和老观点,老思路不同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假如动辙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那就不可能有创新,公民的言论自由也将不复存在。既便“妄图”后边的语句能够成立,前边已经论述过,单纯有目的,而没有行为,不能算 是犯罪。

综上所述,“新青年学会”是我们几个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共同的业余兴趣和爱好结成的小团体,从其名称和宗旨“积极探讨 社会改造之道”来看,也是学术性的,并未危害国家政权的安全。我们几个人的学术观点和认识层次各有差异,比如:我信奉自由主义,而徐伟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共同关注国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为认识上的不同,才有必要在一起研究讨论,在起诉书所有的指控中,没有一件属于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 会主义制度的行为。

我们四名被告人从被拘留到现在,已经坐了两年多的牢,我在此仍然要做无罪辩护,因这这不仅牵涉到我们个人的清白和人 身自由,更重要的是,这件案子能否公正判决,关系到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保障能否真正得到贯彻实行,关系到宪法的尊严能否得到维护,关系到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能否在法治的轨道上顺利前进的大局。法律之所以要限制公民的行为,其目地恰恰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因此,法律的正义和人类的良 知是一致的。在被拘禁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想,假如随便找到一个人,无论是精通法律的专家,还是不懂法律的平民,让他看过我的文章,并让他了解我的全部行为,然后问他,“这个人是犯罪吗”?我坚信他一定会说“不是”。如果再问他,“这个人的全部言行对于你的自由和幸福有任何潜在的危害吗”?我相信他一 定回答:“没有”。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心,我坚持自己和其他三人的清白与无辜。

诸位法官,你们是良知和法律的代言人,我相信你们的判决应当并且能够体现公平和正义。

杨子立   2003年4月17日

三.  杨子立天涯贴文

1,特务是李宇宙,当时是学生被国安收买,本来是为刺探学生社团的情报,后来受指使将几个青年学生的社团《新青年学会》说成是反革命集团。他的夸大其词和国安的立功心切(加上给花钱找借口)使我们四人蒙冤入狱。并经层层夸大后经江批准判我们重刑。李宇宙本未想到后果如此严重,由于良心发现发文章为我们鸣冤被发现才逃亡泰国的。

2,判决书中的第一项证据就是范二军的证词,说徐伟和靳海科两人要暴力推翻政权。在法庭上宣读的其证言就是两条路线,和平的和暴力的,都是要推翻政权。我出狱后问他为什么这么作证,他承认是因为恐惧。

3,在二审时,范二军良心发现要求出庭作证,澄清事实,可惜那时已有上级批示,证人都不让出庭。为此,范二军被北航党委踢出校门。他为良心清白也付出了代价。

4,今年3月靳海科和徐伟出狱,之前范二军(已经改名范景刚)答应我向他两个道歉,并去接他们出狱。但到了那天却只给海科的父亲发个短信说不去了。打电话也不回。

5,他本来也是关心农民和弱势群体的热血青年,因为懦弱做了伪证,后来良心发现可以原谅。但是现在依然懦弱,并且到了连面对受害者都不敢的地步,实在是难以深交,所以我以后不会再主动和他联系了。

6,范二军本来就是忠于党忠于马列毛的人。这也说明新青年学会是个论坛性社团,范二军还是三名干事之一。受到打击后,他对党失去了信心,但全面转向毛左立场。在他看来,党是变修了。网上所传他本来是自由派,后来转向毛左,确实是不准确,冤枉他了。

7,没想到我的名字在天涯成了敏感词,刚说了一条我是谁就被删除了。为什么天涯变成这样?